北宋出版文化的特点探析

【摘 要】 纵观中国印刷史，北宋处于极为关键的时期，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业日趋成熟，刻书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不但前所未有，与明清亦不遑多让，为后世出版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此繁盛的出版业让宋代出版文化呈现以下特点：出版目的鲜明且分工明确，设有专门的出版机构和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用墨装帧十分考究且校刊精准，重视印品销售和官版图书的版权保护。

【关 键 词】北宋出版；雕版印刷；专业机构；版权保护

【作者单位】杜希，重庆工商大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2.013

自人类掌握图文以来，图书的制作与生产均在不断进步和改良，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便是明证，并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平民化，让人类文明发展得更加迅速。纸张最早出现在汉代时期，且因价格低廉，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简、帛。魏晋南北朝以后，为了加快佛典的传播速度以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求知需求，雕版印刷技术应运而生。然而在隋唐年间，这项技术处于草创时期，印品粗糙，一时难以满足精英阶层对图书质量的要求，但因制作简便且成本较低，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随着技术不断改进，到了五代时期，政府便开始运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了大量的儒家经籍，推行教化。时至北宋，雕版印刷术成为生产图书的主流。纵观中国印刷史，北宋处于极为关键的时期，当时的雕版印刷业日趋成熟，刻书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不但前所未有，與明清亦不遑多让，为后世出版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将宋代文明成就推上历史新高峰。

一、出版目的鲜明且分工明确

与一般商品不同，图书作为一种凝结了人类智慧的载体，具有传播文明、引导人类行为等多项功能。因此，出版人虽有销量上的经济考虑，但也受到知识良知和文化责任的驱使，从而抱持某些特殊的出版目的。这点就充分体现在北宋的出版文化中，其中重要的出版目的有以下五项。

1. 宣传儒学。自汉代以来，儒学便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北宋朝廷推崇文教，大力宣扬儒学，具体表现为政府主持出版各类经籍史册。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统计，北宋时期出版的经部典籍有四十种，正史书籍十九种，数量可观[1]。同时为了羽翼经训，辅助识书，也出版了不少字书、韵书及子部书籍。

2. 重视民生。北宋初年，为了安定民生和恢复社会秩序，政府优先出版各种法令文书、医药典籍和劝农书刊，如《四时纂要》《齐民要术》《土牛经》《画龙祈雨法》等。

3. 尊重信仰。北宋统治者认为宗教信仰有利于政治稳定，所以出版了大量佛道书籍，例如，赵匡胤遣使监雕《开宝藏》；赵光义设立印经院校译佛书，并出版《崇宁万寿大藏》和《毗卢藏》；赵恒曾下旨校定道藏等。

4. 尊贤敬长。崇敬祖先、师长、名宦、乡贤等，出版他们的著作。比如，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刻《阙里世系》，宣扬祖德；绍圣年间，程颐门人刊印《明道先生墓表》；宣和四年，吉州公使库雕刊其乡贤欧阳修《六一居士传》等。

5. 日常备用。北宋时期除了印行书籍，也出版了不少民间日用物品，比如司天监选编日历，以劝农时；政府出版朝报，倡导政令；镂印戒谍，方便出家僧尼持用；印卖钟馗像、门神、桃枝、桃符贴壁纸，专供民俗年节使用等。

北宋出版的印制品由政府与民间分工合作。北宋朝廷提倡文教，社会读书之风大盛，遂出版图书需求大增，但政府又无力全部承担，故需借助民间出版机构。其分工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政府委托民间雕版，二是政府放权给民间出版部分图书。北宋时期，河南、浙江、四川、福建四地被誉为四大刻书中心，长期聚集大量优秀刻工，因而被政府视为支持国家出版工作的重地，比如，宋太祖开宝四年曾派高品、张从信前往四川成都主持开雕《大藏经》五千余卷；宋太宗以后，四川又承雕造《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千卷大型类书。另外，由于政府无法独立承担日渐繁重的出版任务，因此仅选择一部分重要书籍出版，而次要的图书或由中央提供定本，或任由地方官及民间自由印行。比如，嘉祐三年建宁府雕印《建康实录》；熙宁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印《外台秘要方》等。

二、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出版和审查

为了提升出版物质量，北宋政府设立专门的出版机构负责各类图书的编刊和审查。例如，国子监下设“印书钱印所”，负责印行政府颁发的各种书籍；太史司下设“印历所”掌印历书之事；翰林院下设“图书局”，专为版画构图与染色；刑部下设“编敕所”刊行法令书及敕令格式，又设“太医局”专司编印医药图书，以及设“补写所”负责抄录从街市访得的书刊。这些专业机构将编校完成的定稿发送给刻工雕镂，并严格监督，对提升北宋印本品质献力甚多。

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北宋负责出版的部门还严格遴选版样的写绘人才，只录用身具专长的高级人才。据《宋史‧赵安仁传》记载：“雍熙二年，（赵安仁）登进士第……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版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2]雍熙三年，国子监校刊《说文解字》一书，当时右散骑常侍徐铉因“深明旧史，多识前言”被任命为校勘工作的负责人，书成之后，又因徐氏精于篆、籀书法，故再委任其书写雕造。

除了对出版人才的把关，北宋政府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书稿审查制度。在与北方外族对峙以及国内党争激烈的时期，许多涉及国家机密的敏感诗文容易对朝政时局形成不利的影响，故政府对民间出版物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管制，开始推行印前样本送审制度，从而造就了北宋时期特殊的出版文化。关于北宋政府审查民间出版品的记录较多，比如，“近代以来，属辞之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技……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其古今文集，可以垂范，欲雕印者，委本路转运使选部内文士看详，可者即印本以闻”[3]；“神宗熙宁二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张戬上言：‘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致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4]。遭受审查、限制出版的书籍主要因其包含以下内容，即“非圣之书”“肆毁时政之书”“矫撰敕文”“戏亵浮词”“妖言惑众”“讥刺虏事”“泄露军机”“元祐学术”“程文短晷”“不纯先王之道”“不足为人师法”等。审查工作主要由地方官员负责，其工作流程是下禁令、列禁目、奖陈告、毁禁版、追究出版者的直接责任（包括罚款及处杖刑）。纵使北宋建立了图书审查系统，但因人情嗜利之故，亦存在漏网的“问题书籍”。

三、材质讲究和校刊精准

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指出，宋代官版图书纸张坚实，字体清晰，笔法若有欧阳询、虞世南的风度，避讳谨严，对宋版图书的质量予以高度肯定[5]。北宋年间出版业对纸张、笔墨讲究到何种程度？其图文字体是什么风格？图书如何装帧？根据史料记载以及少量宋版图书实物来看，宋版图书偏爱唐人楷体印刷，极为重视纸墨材质，装帧精美，书后附加牌记。

宋人印书是否存在字体规范，现已不得而知。刘国钧在《中国书的故事》中指出，宋代刻书所用字体整齐浑朴，有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味道[6]。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查阅日本现存的北宋刊本图书后，认为“其中八部皆带有欧阳询之书风，另一部则近似褚遂良体”[7]。由此可见，宋人印书喜用唐人字体，以楷书为主，并存在地方性的偏好，如版本学专家常言“四川宗颜、福建学柳、两浙崇欧、江西兼而有之”。

纸、墨作为图书生产的基础材料，材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图书的质量。北宋时期造纸业较为发达，据北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记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麻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者脆薄，以麦槁、油藤为之者尤佳。”由此不难看出，北宋时期纸张供给品类较为丰富，出版选择多样，如《开宝藏》选用加蜡的桑皮纸[8]，明道二年兵部尚书胡则印施《大悲心陀罗尼经》采用精良的竹纸等。同样，印墨的选用也直接影响到印品的优劣。宋代之前，制墨材料主要是松烟、胶与其他添加物，俗称松烟；宋代后，动植物或矿物油的油烟取代了松烟，名为油烟墨。此物墨色更具光泽，逐渐取代松烟成为印刷材料。史称制墨大家的李廷珪、张遇和潘谷等人均为北宋人，可见当时制墨水准之高。从少数传世的北宋印品来看，其墨质持久，光泽黝黑，亦不难推断北宋印刷用墨极为精良。

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宋元遗书“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类装帧被称为“蝴蝶装”。当时为了方便书册装帧和使用，于是在每张书叶中间留下书口，谓之中缝。中缝部位再饰以鱼尾、书名、卷次及页码，有时还标示大小、字数及刻工签名。除中缝之外，据现存实物观察，宋版图书的版式大都是左右双栏，刻书行格疏密不等，通常是正文作单行，注文则作双行小字。

唐五代印书时，通常在书后附有简单的刊语或题识，用以标示刻书的时间、出版地或出资人，类似现今的版权页。这类刊语或题识一般用重墨框定，形似碑牌，被学界称为牌记或木记。北宋刻书不但继承这一做法，而且刊记内容增多，交代更加详细。

北宋印书除了讲究材质，还对书刊内容十分负责，力求书中文字精准。为达成这一目标，北宋出版人十分重视校刊工作，其校刊办法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专家校刊。如宋太宗雍熙三年，《说文解字》的传本因讹谬甚多，则令小学专家徐铉负责校正，求其无差错方可出版。二是反复校刊。如宋太宗端拱元年，刻印《礼记正义》时，先由胡迪等五人校勘，又命纪自成等七人重校，李至等详校。三是严禁错漏书籍出版。如宋真宗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详校《三国志》《晋书》《唐书》……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版”，后来因为《唐书》浅谬疏略，不准印行。四是校定版样。如宋仁宗天圣年间，国子监将定本《文选》送三馆雕印，为慎重起见，又命黄鉴、公孙觉等再次校對。五是追究校勘责任。北宋出版刊物时通常将校勘的姓名印于书上，如淳化年间刊本《毛诗正义》后附载“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评事臣秦奭”“详勘官登仕郎守将作监丞臣尹文化”“朝请郎守国子学丞臣刘弼再校”等人之衔名。

四、重视销售与版权保护

图书出版虽然存在少量非营利的现象，但大多数都是为了营利，只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才能使图书出版事业长久发展。北宋的印刷出版业因商业利益的驱动而呈现繁盛的局面，且不论绝大多数的民间出版是为了商业利益，即使是政府出版也存在求利的行为。熙宁年间，朝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曾设立“国子监卖书库官”一职，主要负责售卖监本书籍。从一些不完整的记录来看，北宋国子监通常会采用以下三种营销策略。

1. 迎合市场需求，出版畅销书籍。北宋朝廷推行文教，尊崇儒学，并以熟读儒家经典作为开科取士的条件，经史书籍成为图书市场的主流。因此，国子监续印五代监本诸经之后，又加以精校重刊，并附印诸经义疏和各类史籍。另外，为了提升民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国子监还会优先出版字书、韵书；为了发展农牧业，政府定期出版诸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土牛经》《农田敕》等技术类书籍，供应市场需求。

2. 低价售卖，扩大销路。北宋国子监出版的印刷品不仅校勘精良、雕印精美，而且字疏本大，方便阅读，已臻“物美”之境，倘若能降低售价，定当大受欢迎。天禧五年，有国子监官员提议抬高印品的售价，宋真宗却批示：“此固非为利也，政欲文字流布耳。”不难推想，宋真宗也是通晓低价营销的策略的。另外，北宋政府曾因大字本的印品成本太高而出版小字本，但又因阅读不便、影响销路，最终决定印刷中字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六）曾引吕陶《纪闻》载：“嘉祐、治平年间鬻书者为监本字大难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别刻一本不大不小，谓之中书《五经》，读者竞买。”不难发现，北宋出版坚持低廉和实用并重的原则。

3. 外包销售，重视版权保护。国子监出版书籍不仅存在政治目的，还有扩增财源的经济目的，极为重视印品的销售。为了售卖出更多的书籍，国子监不得不委托地方政府和民间商行促销，类似现代的出版社寄售行为。例如，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十五日规定：“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宋哲宗也曾于元祐三年八月一日令浙路所代刊印的小字本医书，广行印造，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在外包销售过程中，北宋政府也极为重视版权的保护，禁止官编官印的书籍由民间印售，如宋仁宗于景祐三年秋七月丁亥，禁民间私印编敕、刑书。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2]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司仪祖整理. 宋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徐松.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5]孙毓修. 中国雕版源流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刘国钧. 中国书的故事[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7]长泽规矩也. 关于刊本汉籍之字样[M]//[日]长泽规矩也. 长泽规矩也著作集. 东京：汲古书院，1982.

[8]潘吉星.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M]. 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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