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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舞台设计研究

时间:2022-06-05 10:28:01  浏览次数: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这就是我们的歌声。”这是1938年10月1日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院歌,简短的几句歌词配上高亢的乐曲,无不透露着那时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人们用艺术作为抗战武器的决心。由于“鲁艺”开设的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部吸引了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年轻人,渐渐地,延安的剧社、文工团纷纷涌现,演出的作品也越来越多。随着舞台剧的兴起,自然免不了对舞台设计的需求。

一、1937年至1948年间延安地区的舞台设计概况

舞台美术主要包括化妆头饰、服装、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灯光、效果等。

延安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偏僻山区,1936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对艺术活动进行了有力倡导,各种剧团纷纷成立,群众文化活动也空前活跃,延安文艺揭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延安,中国革命文化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中国现代文化艺术面目为之一新。“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延安文艺界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导引下,涌现出一批优秀剧作,如京剧《三打祝家庄》、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在这股文化热潮鼓舞之下,延安的舞台美术呈现出新的面貌。

1.化妆头饰

延安地区现代戏的发式,均以剧中人物所处时代、地区所流行发式特点为基础,进行美化装饰。由于条件有限,化妆品多用土办法、土材料自己制造。(《陕西省戏剧志》,鱼讯等著,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173-181页)例如,用烟盒中白、黄柏纸做发亮的头饰,用各种颜色的毛线做花朵缨须之类以表示富有。剧中人物的面部化妆主要根据剧中人物性格特点、外貌特征为构思,以演员自身五官相貌为基础,对眉毛、眼睛进行各种形状勾画、粘贴,用底彩画出与剧中人物相吻合的外貌特征,达到戏剧演出要求的效果。

2.服装

在舞台设计的众多类别中,最困难的要算是服装。农民的服装易得,但演城市和历史上各时代的人物就只能全靠自己缝制了。(《在延安舞台上》,钟敬之著,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37页)虽然当时演出的服装受物质条件限制,没有现在绚丽夺目,但在舞台上还是能起到一定预期效果的。延安边区的戏剧服装,可分为古装剧和现代戏两类。

古装剧服装包括头盔网巾、鞋靴等,均按戏剧故事发生的时代、地方特点、人物身份等不同情况,自行设计、制作或购买;现代戏的男女服装主要有中山装、八团绸马褂、长袍、红卫服等。有些还需穿着军服。

3.道具

过去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又称为砌末,砌末是戏剧舞台上大小用具和简单布景的统称。在各式各样的道具中,当时延安地区使用频率较高的多属兵器砌末、生活砌末及摆设砌末等。兵器砌末多为各式各样武器,用于舞台上对打,轻便安全是其主要要求,故多用竹木制作。生活砌末如文具、餐具等,随身所带杂物如手帕等都属于生活砌末。摆设砌末如花瓶等起摆设作用的物品。

三、四十年代延安边区的现代戏道具,讲究真实,多仿照生活用品,个别小戏仍坚持使用各自富有特色的道具,如秧歌剧所用的花扇等,直至今天仍无甚变化,保持着民间小戏的古老风貌。

4.舞台陈设与布景

旧时延安地区传统戏的舞台陈设基本只有一些简单的装饰物,如幕帘、幔帐、桌椅等,而当1936年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演出表现现代生活的话剧、歌剧、戏曲甚多,如《白毛女》、《带枪的人》、《农村曲》等,这些戏的演出已逐渐有一些舞台装置,布景完全按照现代话剧方式设置,起初较为简单,如钟敬之在歌剧《农村曲》的演出中初次尝试茅草顶屋面、纸糊的树等。之后,延安的舞台装置迅速发展,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舞台陈设有较大突破,布景设计与绘制也渐渐多样化。

延安舞台的布景设计经历了从写实到写意这样一个过程。

5.灯光

所谓灯光,是用一定的照明工具,对演出进行照明,参与剧情时间、空间及氛围的创造,以突出对环境、时间、气氛、人物刻画与表现。

延安舞台的照明灯光,旧时都是以植物油或煤油照明,直到30年代末“鲁艺”在演出《松花江上》一剧时始用汽灯照明。随后,汽灯逐渐在全区各剧团普遍运用。

舞台上的灯光主要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前者包括顶光、脚光和天幕照光等,作用是照亮演员及其环境。后者大都指的是聚光灯,这种光是为了强调舞台上的局部。要以汽灯去造成这种灯光效果,自然极其困难。因此,延安时期的舞台设计师进行了大胆的发明创造,弥补不足。

6.效果

效果,是在舞台演出时运用多种特制器具和技法,模拟或再现现实中如风雨雷电、鸡狗叫鸣的声响,有时还结合其它舞美手段造就舞台环境的生动感、真实感,以烘托舞台气氛,比如雨声用竹筛筛摇豆子代替,马蹄或步伐声用拍击木板代,蝉或蛙鸣用松香紧擦马尾小节筒代等等。许多地方还要设计师们去捕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从而寻找生活中的代替品去模仿。为获取戏剧效果的逼真,有时还运用口技。

二、延安时期舞台设计过程

1.集体创造意志的统一

延安时期的舞台设计,从研究剧本,到确定表现方法及演出风格,再到最后与导演计划一致,都是集体意志的体现。舞台设计者研究剧本,不仅要了解剧本故事及其发展,还应了解剧作者的思想和本意、故事时代背景和中心意旨、人物性格和生活相互关系以及演出的重要目的,更应具体研究背景样式、环境气氛、人物形象、动作习惯,这样才能丰富自己艺术创作内容,大胆地去塑造形象。

2.舞台设计的合理化

舞台设计的合理化需要“想象”去创造,这种想象当然不是漫无边际的“空想”,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幻想,即舞台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剧情的由来和目的。这种“合理化”通常分为为适合演员动作的合理化及为表现环境气氛的合理化两个方面。这里不赘述。

3.安置动作的特点

舞台动作的妥当与否,有几个基本条件:

(1)距离和行走——要使演员对话时,能经常保持一定距离,能使动作更灵活生动。

(2)要有舞台中心——所谓舞台中心,即观众视线最准,视线最集中的地方。

(3)上场和下场——上下场的动作与设计者安置的门窗和开法大有讲究,出场时的隐蔽与否显得很重要。

(4)动作目的舞——演员的动作,一定有他的目的才为合理,或属于事,或属于物。其属于物者,设计家要使设计与动作切实相符,使演员们手之所触,足之所蹈。

4.完成舞台设计与制作工作

舞台艺术家的设计工作,与动手制作是分不开的,所以设计者同时一定是个装置制作工程师或监制者,需具备力学、电学、木工、裁缝等多方面知识。

舞台的呈现一般由设计家通过草图、平面图、透视图、舞台模型、着手制作几个步骤来完成,尤其在制作过程中,除了要考虑舞台条件之外,还须顾及各种技术与物质条件的限制。

三、 延安时期舞台设计的具体案例

延安边区各剧团演出的优秀剧目数不胜数。如1937年由李伯钊编剧、左明导演的歌剧《农村曲》,1940年由曹禺编剧、王滨导演的四幕话剧《日出》等。到1944年秋,“鲁艺”开始集结人力创作反映农村尖锐斗争题材的歌剧《白毛女》,该剧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李焕之等作曲,是一部经过多次改编的综合性集体创作。《白毛女》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了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由于其思想上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

这部新歌剧1945年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首次献演,由王大化、舒强、水华导演,许珂担任舞台设计。新歌剧的舞台基本要求是:剧情丰富,场次多变,换景迅速。这就要求舞台设计克服舞台狭小、制作条件简陋及只能使用汽灯照明等困难,创造合适的表演环境。演员的表演继承了民间和西北地区的传统手法,尽量为歌剧演员的表演创造适当的动作环境。所以布景设计充分发挥了天幕、黑幔及里幕的背衬作用,设置富于表现特性的背景片。同时,在离前幕约两米处增设“第二道幕”,使有些戏和过场就在这道幕前进行,避免了另设场景的繁琐。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元旦至春节在张家口人民剧院又上演了《白毛女》,这次的舞台设计是由钟敬之担任。新剧《白毛女》表演方式和舞台处理的设备较为充实,能使用电灯照明。以第一幕为例:戏剧活动中心是佃户杨白劳的家,除夕晚间,天降大雪,幕启第一场杨白劳冒雪还家,其女喜儿盼父归来。直到第四场杨白劳惨死家屋门前,喜儿在痛哭中被抢去地主家抵债,其间大多场景都在杨白劳家的门里门外进行。如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王大婶与大春送饺子上门等。在延安演出时这些布景受当时条件限制,只在深暗色的里幕前设置一片芦苇编的遮壁,象征性的表现杨家的贫穷简陋,壁前置放了泥砌的坑头炉灶及火盆和小板凳,为演员营造必要的动作环境。在张家口演出时,已有部分条件在深色里幕前的房墙景片上,做了写实的画景并设一方窗户,当风雪吹动窗纸时,更显寒气逼人。在泥砌的炉灶两旁分置风箱和水缸,丰富了喜儿和杨白劳在场上的表演动作,这个场景也能反映出父女当时的处境与心情。

歌剧《白毛女》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1945年7月17日的《解放日报》从当日起发表综合报道,指出该剧“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特别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演出,是“适时生动的阶级教育”,“赋予歌剧以浓厚的话剧成分”,“适当运用、改造并创作民间歌曲”,以及“舞台装置的简单而有特色”,“是突破既成形式的创造,是有建设性的创造,这创造,给我们增加了创作新歌剧的信心和勇气”,“开辟了创造新歌剧的道路”。(《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604页)作者唱泉在8月2日的解放日报中撰写《<白毛女>观后感》,文中指出,《白毛女》的歌与剧结合得“非常自然而和谐”,并借用电影手法,使场景“变换迅速”,效果甚好。(《关于<白毛女>的讨论》,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17日)这与延安舞台设计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除了经典歌剧《白毛女》外,延安时期还有许多广为传颂的舞台剧,它们的舞台设计都为当时延安文艺的不朽传奇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鲁艺”成立后不久,于1938年5月31日排演了反映抗战生活的三幕话剧《大丹河》。该剧由王震之编剧,左明导演,“鲁艺”戏剧系同学演出,当时设计了很多舞台设计图稿。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风火剧团”演出多幕话剧《九一八前后》,该剧由塞克担任编剧和导演。有大量的舞台设计图稿。

舞台的设计无论在过去的延安时代还是今时今日,其目的都是为戏剧本身创造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情境。经过舞台设计家们不断开拓,大部分戏剧表演都达到了让观众们称赞甚至是感同身受境界。

的确,就像那时的歌所唱,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着一群中华儿女,在中国抗战形势最严峻的时刻,延安的设计师们从来就没有失去对信念的坚守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们在延安留下的是一段青春燃烧的难忘岁月,在舞台上留下的更是一段激情绽放的生命乐章,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想起,都理应向他们致敬!

(责任编辑: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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