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及其新发展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毛泽东丰富的廉政思想中挖掘并吸取有助于当前廉政建设的精华部分，为党所用，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重塑党在群众中的无私、进取、务实、清廉、开拓、创新的形象，凝聚了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 党风廉政思想；毛泽东；毛泽东党建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2000505

一、加强思想教育，增强拒腐防变意识

毛泽东非常重视加强党的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党建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党拒腐防变意识的最重要环节。在实践中他紧紧抓住这个中心环节，对党员干部强化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根源、树立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并培育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为增强拒腐防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通过组织成立喜闻乐见的党员培训班来对党团员进行党员基础教育，增强他们的理想信念。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议案》中，毛泽东提出作为积极分子入党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抽鸦片、不赌博。”[1]90以此来激励新进党员树立清正廉洁的观念。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毛泽东时刻教育党员要以群众的利益为重，并针对出现的腐败现象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铲除党内存在的腐败思想。有效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拒腐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组织成立战时军政大学，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马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抵制资本主义不良思想的腐蚀。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廉政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曾多次提到，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及其优秀的品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了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中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2]875党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更为其廉政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廉政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注重思想教育，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与此同时，把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执政党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在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开展整风运动，肃清党内存在的腐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党建思想。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思想建党理念，把防腐倡廉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出现的信仰迷失，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和放弃。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任务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习总书记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15习近平一直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要常抓不懈，要让党员干部认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是党和国家赋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使用权力时要按照制度办事，依法执政，恪尽兴党之责，只有这样才能遏制私欲的膨胀，摒弃及时行乐思想和无所作为的作风，让党员干部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

二、狠抓党风建设，促进作风建设常态化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把它上升至党性的高度来看待。革命之初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党的作风建设，1918年他为新民学会的成立起草了五条纪律。井冈山时期，针对军中部分党员干部出现的消极懈怠懒惰现象，他曾说过，“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就是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522，还亲自制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来清理根据地党员和军人的落后习气。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倡向白求恩學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1944年号召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提醒全党注意防止滥用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要脱离群众，防止思想霉变。在抗战极端困难时期不断激励大家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御各种困难。

延安时期，1942至1945年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必读内容，不断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思想教育首位。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三大优良作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遵循“两个务必”要求，从自身做起。极大地促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更加深入开展党员作风建设，提出禁止歌功颂德，禁致将领导干部的名字用在一切商业活动中。开展“三反”、“五反”的整风运动，教导党员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任务。可见毛泽东始终时刻关注党员的思想作风，并不断用实际行动来狠抓作风问题，保证党员能够长期保持清正廉洁的思想，为廉政建设筑起坚固的作风思想长城。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在不断加强作风建设，他提到，密切保持和群众的联系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又是党执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石。“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习近平还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生活腐化堕落是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的主要诱因，也是走向腐败的源头。针对部分干部的奢侈浪费问题，党中央先后出台“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重拳出击遏制餐饮环节的浪费等具体措施，正是这种细微之处的不断改变使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对党风的转变充满了信心。尽管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改变成效显著，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4]

三、加强法制建设，坚决打击腐败

毛泽东主张通过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有效规范政权廉政建设。有法可依是廉政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毛泽东特别注重建章立制以此规范党员干部言行，惩处腐败分子。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依法治廉”的思想，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主持制定《井冈山反腐败训令》。1932年，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宣布“对苏维埃贪污腐化分子，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的指令。针对当时出现的重大贪污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并查处了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等的重大贪污案，严厉惩处了他们的罪行。使1932年初至1934年底的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财政管理机关，并依据“量入以为出、量出以为入”的原则制定了财经管理制度。从经济制度上堵塞经济管理上的漏洞，杜绝不法之徒的可乘之机，遏制边区的贪污腐败现象。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审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法律和制度。这期间毛泽东严厉处决了因居功自傲，无视党纪法纪虽曾是劳苦功高的老红军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家璧和曾经担任过红军旅长的高级干部却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的黄克功等最具代表性的高层干部的腐败大案。毛泽东这种对待腐败分子，不问功高与否，不论亲疏都能铁面无私，严惩不怠的坚决意志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滋生许多骄傲情绪，禁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出现了一些贪官。在强调树立“两个务必”思想意识的同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用法律制度来惩治腐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1951年冬发起“三反”运动。1951年11月，毛泽东就“三反”运动的开展警戒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爭来处理”。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第一大案的说情者，毛泽东的回应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 000 个，20 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5]166义正言辞的话语彰显出毛泽东大义凛然、铁面无私的反腐决心。

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加强有关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用法制的思维和法制的方式尽快出台并实施具体详尽的制度法案，真正做把权利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是在继承毛泽东严惩腐败的基础上，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雷霆之势严厉惩治了一大批重大贪污腐败的高级党员干部，吹响了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号角。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八项规定”首先要从政治局做起，习近平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随着全国各地更加细化的“八项规定”政策相关措施不断出台并实施，不仅党风政风持续好转，而且广大人民群众明确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迅速好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其备案规定，2013年5月27日对外发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公开的、正式的“立法法”。两部法规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备案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党中央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的“从严治党”的重磅信号，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3年11月发布的五年规划纲要，加速从严治党法制化的步伐。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通知规定，严禁公款送礼、接待、旅游、吃喝等浪费现象，要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勤俭节约，“治国理财，重在节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铭记，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要把手中握有的权利，看作是人民的信任，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有关反腐法律法规，使整个社会“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6]136

四、发扬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扬民主，强调民主就是倾听老百姓的声音，要让他们讲话，因此要坚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念，积极鼓励和发动人民群众以及党外民主人士参与党的建设，并接受他们的监督。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探索民主监督的相关制度，在“三湾改编”中提出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不仅有话能说，而且对于工作中出现错误的军官可以“大声说话”，确立了一种官兵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军官要接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还要注意指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为了克服党内少数领导干部的独断专制，湘赣边界党的“二大”提出实行健全的民主集中制。1931年，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设立了监督机关。

延安时期，先后建立“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动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广大党员干部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应该是，“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7]483毛泽东一生时时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见放在心上，对于民主党派所应有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也高度重视。他经常考虑从不同角度思考监督的问题，即“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7]790在谈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他深思后对黄炎培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出，必须对人民群众的信件以及正当要求要予以重视，要慎重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他认为这是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方法。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全体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各级监察机构，以此来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毛泽东发表《要在报纸刊物上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来鼓励新闻媒介要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毛泽东在加强党内、群众、民主党派和新闻舆论的民主监督形式方面的廉政建设的积极探索，对于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重视加强民主，加强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论述，其目的是使权力拥有者“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切实保证权为民所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准确把握时代需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期盼，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具体要求即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进一步明确了党员干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从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的角度明确党员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和高标准，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9]此外，2015年 3月，中国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基本完成了个人有关事项的集中填报工作，并就本人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向黨组织郑重作出书面“承诺”。全国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将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努力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以进一步发挥这一制度在从严监督管理干部中的作用。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指出，“严是爱，松是害。各级党组织要多设置一些监督‘探头’，使一把手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上级党组织要多了解下级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问题的反映，多听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意见。党员、干部可在党的会议上和干部提拔、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环节对一把手实施监督。”此外，把网络监督技术加入其中，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网络监控平台，诸如中国日报网、央视国际网等具有权威性的网站和腾讯、凤凰、网易、环球等占主导地位的商业性网站都设置“网络举报监督专区”，方便民众快捷地对党内腐败现象举报。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基本理论，也是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党建思想，一个“严”字，不仅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体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增强了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并发扬毛泽东优秀廉政思想的同时，不断创新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持久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以确保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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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

[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6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6.

[7]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3，790.

[8]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N].光明日报，19930120.

[9]中共中央办公厅.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N].人民日报，20151029.

[10]杨军.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研究[J].领导科学，2016（20）：4043.

[11]谭光辉.身体权力物质权力与符号权力之间的关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56162.

[责任编辑]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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