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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几个问题及解析

时间:2022-06-14 08:21:02  浏览次数:

摘要:高校课堂讲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互动交流化解对相关问题的疑虑和误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基本结构要素,从中衍生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它还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唯物史观的骨架理论。当代国家上层建筑公共性增强和阶级性的隐蔽化成为鲜明特征,国家政权强制力的功能弱化,而通过教育培育共同价值观的功能增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现在政府和大企业、大财团根本利益上相一致的关系。

关键词:上层建筑的适应条件;经济政治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上层建筑阶级性与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0-0202-03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是唯物史观的骨架理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线,在唯物史观处于核心地位,但在教学活动中对这一重要思想需要科学理解,并赋予它时代特征及价值。对此这一理论相关问题笔者分析如下。

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适用条件及其时代特征

笔者在课堂教学中,希望同学们具体描述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一个同学回答道:例如在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谁的收入高,谁在家里就有话语权,在家庭重大问题上就有决定权,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这种理解对吗?首先,上层建筑适用于一个国家,而不适用一个家庭。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其职能是用政治法律制度规范互相冲突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地位权利和责任,其特点是制度化和组织化。而家庭重大问题的决策权,是在家庭成员协商基础上形成,谁有话语权,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性格强弱、夫妻在家务上的分工及传统文化因素,经济收入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其次,上层建筑产生于阶级对立的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矛盾冲突,其实质是通过国家政权制度和法律的强制力工具维持社会秩序,而家庭成员是以感情或血缘为纽带,这为家庭矛盾协商解决机制奠定了基础。再次,如何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解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当夫妻双方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难道一方要用家庭暴力强制另一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吗?因而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套用家庭关系,不仅不利于正确理解,而且会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战后,随着民主化思潮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民主制度的完善,还有和平与发展成为国家关系的主基调,国家政权利用暴力机器控制国民肉体和思想自由的程度降低,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化解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界限,而通过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培育共同价值观的功能增强。

二、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解读

有同学提问道:今天大多数国家都借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应该是最先进的和有效率的,为什么不能系统地将其引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创新而且强调中国特色?我们通过分析马克思讲的社会结构理论可以看出社会制度是有阶级性的,是实现一定集团利益的形式。例如,以机器设备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由于机器设备及其他的劳动资料的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精密化,机器设备的购置、更新需要巨量资金,由于资金的稀缺性,掌握资金的资本家在生产关系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支配企业,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生产力则决定了生产关系必定以机器设备等资本所有制为核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合方式,而普通劳动者地位下降,在企业被边缘化。当今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科学前沿知识、专利技术和和核心技术发明创造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力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生产活动高度组织化和复杂化,具有优良经营管理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对生产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生产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从社会财富中分得了较大份额。因而生产力的任务是生产出社会财富,而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分配社会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关系,体现着人们之间的组织形式,其背后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对人类历史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透视和解读,而非对社会某一局部和暂时现象的解释。唯物史观认为,如果说生产力是人类制造社会财富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用、支配、组织和分配关系。物质资料的稀缺性必然导致人们围绕经济利益而发生种种冲突与合作,因而生产关系实质是人在生活和生产中发生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灵魂,它贯穿在生产关系全过程中。构成生产关系的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围绕生产管理活动而形成人的权力和地位关系。围绕物质利益分割而形成的分配方式三个要素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和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以一定的价值观评价社会制度的优劣,推动现有社会制度朝着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方向变革。而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或利益集团对经济制度建立和变革起支配作用。如果抽掉经济利益,单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那只是看到了生产关系的表象。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都有人,人不仅需要用生产力要素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还会设计一定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去促进生产资料与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一定有效方式相结合,因而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制度决定体制,体制反映制度的内容。同一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体制改变不一定引起制度的改变。但经济体制的选择会影响到经济制度功能的发挥和效率高低。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也会存在着共性,从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互相借鉴。例如股份制是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属于经济体制,谁的股份达到控股额谁就会对公司经营决策起主导作用。其背后起主要作用是不同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而股份制又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利用它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规范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各方的责权利,解决了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低下的问题,促进了企业装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型国企改制为股份制,成为我国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总之,考量生产关系,不能简单地说谁先进与落后,首先要看一种生产关系满足了那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其次看其经济制度的运行机制和实现生产力的效率。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哪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效率高,运行机制顺畅,把它照搬过来。

三、上层建筑阶级性与公共性的演化趋势

同学问道:在一个股份制企业,投票方式是一股一票,股票占有率高的可以成为董事会或监事会一员,成为公司实际决策者;而民主制国家为了实现人的平等,投票方式不管社会地位高低都是一人一票,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政权在性质上公共性的增强和阶级性的消失?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过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当今一些国家采用多党制、议会制等公共政权形式和民主形式,但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反映经济基础的利益。美国社会学家柯克帕特李克·塞尔在《权势转移》一书中指出:“实际上,美国是被一系列工业、金融、政治、学术和文化中心所统治,而这些中心是同梅隆、卡奈基、洛克菲勒、摩根、福特、麦考密克、范德比尔特……的姓名分不开的。就是这个系统影响了总统侯选人的挑选,控制了国会的两院,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规定了经济方面优先考虑的方针,形成了文化和道德标准[1]。”一般而言,国家政权既维护阶级利益,又保护公众利益,但是当阶级利益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被保护的不一定是公众利益。例如,全球变暖,美国与其他国家民众一样都是受害者,美国曾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之一,但在2001年,美国参议院拒不批准这一协议,于是美国布什政府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还没研究清楚及发展中国家未承担减排义务为理由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表面来看,不履行减排温室气体义务,是为了保护美国经济发展,实质上减排温室气体,美国石油和汽车工业损失会比较大,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退出这一协议,明显是出于对石油、汽车等工业集团利益的保护。

现时代国家政治公共性更加鲜明。公共性根源于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在交往中产生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同时,同时又形成公共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在原始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占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2]。有了共同利益就要有管理和协调这些利益的机构。在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是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矛盾交锋的平台,是各种社会利益的交汇点。各国实行议会制,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平台发出声音,社会管理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功能,其任务就是要平衡好各种社会利益的相互关系,政府是以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公共权力面貌出现,对社会进行管理调节和干预。政策法律往往也尽做到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当海外发生战争,有的国家花费巨资会派遣飞机接回处于危险区域的本国普通国民。显示了国家政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有时国家利用强制性力量,迫使个别的大财团、大企业服从政府法律政策。只有维护好社会的共同利益,才能保持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国家政权作为公权机构,其功能:第一,调节经济和保护环境。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经济活动和保护环境而制定法律法规,二战后政府机构中增加了负责调控经济和保护环境的职能部门。第二,满足人们参与政治文化需要的功能增强。随着社会传媒的日益发达,公民要求行使民主权利,参加国家管理,从事意识形态中创造和交流活动意愿增强,使得国家政权朝着符合民意的方向变革。第三,上层建筑管理社会事务,甚至承担某些发展生产力的责任,深入经济基础内部对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这样,国家的阶级性淡化,公共管理职能增强,各国之间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这就使得各国制度相互借鉴,取对方之长,补自己之短成为必然。

四、经济基础是否还能决定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和国家的分析。那么当今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何表现出来?经济基础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这两个概念背后都有人,存在着两个利益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大企业和大财团,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又是思想上层建筑内容和性质的决定者,那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政府和大财团、大企业的关系。那么,大企业和大财团是否成为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响因素?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受媒体观点影响,而媒体的价值观又有什么决定?显然是由财团和大企业决定。例如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允许媒体并购,美国最大的11家报业集团共拥有374家日报,四大电视网CBS、ABC、NBC和CNN几乎垄断了美国的广播电视市场。报业集团和电视网的经营者同一些大企业和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特公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机时报》的董事会里都有它的董事,通用电器公司是NBC的后台,西屋公司则是CBS的支持者[3]。最终,大量媒体掌握在少量财团或企业手中,媒体观点受财团意志影响,社会经济政治黑幕揭露都受限制。媒体代表社会舆论还影响政府制定法律和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当然,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从宏观的、本质的层面讲的。把握这一原理应注意:其一,政府与大企业、大财团利益的一致只是整体的长远的,还有二者在性质上根本一致,并不排除二者在具体问题上的对立和冲突,政府毕竟是采用了公共权力机构的形式,其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要考虑社会全局性和长远性,企业和财团是追求自身的和眼前利益的经济实体,政府要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和规制,政府还要制定反垄断法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二者的矛盾也是经常的和大量的。其二,众多大企业大财团之间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发生利益冲突,政府就要根据法律政策予以调节或仲裁企业之间的矛盾。其三,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政府要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的宏观目标,对企业进行不规范行为进行微观规制和引导,2012年,美国司法部代表广大消费者起诉苹果公司与美国5家出版社非法合谋抬高电子书价格。纽约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定苹果违反反垄断法,为此苹果公司表示同意退赔消费者4亿美元,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大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权势转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2.

[3]徐推魁.解剖美式“新闻自由”[N].新闻出版报,1999-06-14(3).

[4]马丹.苹果就反垄断诉讼同意4亿美元有条件赔偿和解[EB/OL].新华网,201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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