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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时代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的理论探索

时间:2022-06-10 17:35:02  浏览次数:

摘要:大众传播时代,为抵制信息同质性单一化,区域性文学发展要以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为核心,即在国家总体文化话语场的参照下,引导区域性文学活动主体积极参与文学及文化的传播,强化区域性文化认同,又要根据市场需求、传媒机构力量及其传播策略,加强区域性文学生产机构与区域内外传媒机构的共赢合作关系,实现区域性文学的跨媒体传播、层级差异传播和教育传播。这是区域性文学发展的可行思路。

关键词:区域性文学;文学场;国家总体文化话语场;区域性文学话语场;媒介合作

大众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当代社会信息的竞争格局。在共时性场景中,大众媒介的延伸功能逐渐显现出消灭个体(或区域)的差异而导致同质性单一化的巨大威力,使得异质信息很轻易淹没在同质信息中。在文学边缘化的消费社会,视觉图像比文字文本更具有诱惑力,触觉数字媒体比纸质媒体、旧电子媒体更具有互动性和可操作性,模式化生存催生了一种平面的、无中心的、无深度的中立性消费景观。就文学的发展来说,相较于国家总体性文学,区域性文学①的边缘化状况更加令人堪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大众传播时代,区域性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呢?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将从大众传播时代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②的理论问题做初步探索。

文学传播学的创始人洛文塔尔曾指出,应该将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事件”来看待。这种观点强调文学在传播过程中的“在场性”价值生成,突出文学活动作为“事件”的即时意义,使文学活动成为众多社会事件的一类而不至于被社会大众忽视。只有在传播中实现“在场性”,文学才可能从边缘状态回归文化消费的核心地位,重新获得文学人文性、审美性和独创性的价值和传播空间。当然,要使文学成为“传播事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选择恰当的社会场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③高宣扬对这个概念做了更为详细的界定:“社会场域可以描绘成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的空间;而每一个实际的社会地位又是依据相互调整的多维度系统而界定下来。”④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空间是由人的行动场所组成的,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结构给行动者的具体实践提供客观的制约性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结构本身仰赖于行动者的整个实践过程。由于存在不同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依据区分化原则形成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结构。被区分的空间结构是行动者在实践中具有生成能力的活动原则,也是行动者所具有的实际资本和力量在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表现。

“区域性文学”,就是建立在区分化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文学发展的空间力量和行动力量不平衡作用所产生的区域化建构性话语体系。区域性文学发展才逐渐突破行政地理学的划分范围,进入区域文化的视野,扩大文学的意义空间,如京派文学、海派文学、草原文学、西部文学。区域性文学的演替包含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通过话语系统符号、话语系统建构、文学传播手段及文学传播载体的共同作用,产生一定规律性的历史变动性。区域性文学与区域性文学之间、区域性文学与国家总体性文学之间始终为争取合理的社会场域地位和权力不停地发生冲突,推动着文学结构向符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变化。如京派与海派之争,一直显现出这种颇为微妙的力量冲突,在传播场中不断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两种文化样态的价值,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这种争论具有自我标榜与自我炫耀的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因为区分化原则下建立的场域,既是个体(或区域性文学)力量发挥的空间,又是个体(或区域性文学)在这空间中实现斗争目的的场所,任何个体(或区域性文学)在进入某一社会空间中去斗争的时候,它已经参与了空间(或文学)结构的改造。

文学场就是在区分化原则下根据文学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的差异,从社会场域中自主产生的一种独特场域。它可以视为一系列文学活动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也可以视为在文学内部自主性和外部商业性相互斗争的动态关系结构。因为文学场“是遵循相反逻辑的生产和流通的两种模式对立共存的地点”,是在两套矛盾逻辑体系中产生的。一套是“纯艺术的反‘经济’的经济”逻辑,另一套是“文学和艺术产业的‘经济’”⑤逻辑。前者以否定经济关系和直接经济利益为前提,赋予艺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自主生产的能力和满足艺术特定需要的特权,为艺术而生产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艺术逐渐积累象征资本,促使符号话语转变为象征资本进而变成真正的经济资本。后者则把文学和艺术作为一般商品或财富进行交易,以传播效果(发行量)来衡量和判断文学的成功与否,并据此来调整一般经济利益和象征利益。其中,文学场中的经济逻辑决定着文学生产的循环长度,而文学“生产循环的长度无疑构成了衡量场中文化生产机构的位置的最好的标准之一”⑥。受此影响,文学场中的文化生产机构必然要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一方面存在着短期生产循环的机构,目的是将按照需要进行调整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注定会很快过时的产品的快速循环加快了收回;另一方面存在着长期生产循环的机构,这个机构建立在接受文化投资固有的风险基础上”⑦。所以,在文学消费市场中,既有大量的“快餐”作品,它们是生产机构追求直接经济利益和规避市场风险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时也有一些“坚持纯文学”理念的精品佳作,生产机构通过转载率和社会评价来赢得社会声誉和象征资本,并以此来换取实际的经济利益。

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及其运行的两套矛盾逻辑,无疑给大众传播时代区域性文学话语场的构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按照他的区分化原则逻辑,我们可以推导出:区域性文学作为国家总体文学的个体存在,一方面其发展受制于国家总体性文学乃至文化结构的具体实践,统归于现行的国家话语形态;另一方面,国家总体性文学乃至文化结构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区域性文学良性发展的话语实践中。国家总体性文学因区域性文学散落的分布结构所显现的独特性、差异性和多元性而不断调整其发展维度,以增强各部分的凝聚力和总体文学形象的综合影响力;区域性文学则为避免国家总体性文学的统一规制而规避可能产生的非独特性、无差异性而产生拒斥,为此不断打破现有社会地位以求赢得更好地融入国家总体性文学的话语资本。

又,按照他关于文学场生成的两套矛盾逻辑,我们可以推导出:要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一方面,要在文学场运转的过程中确定区域文学话语地位或话语位置,在文学的自主性生产中形成区域文学的结构性识别体系,使区域性文学在纯艺术的反经济逻辑中显现出独特的区域话语表述模式,以此积累区域性文学的社会声望和象征资本,打造区域性“文化名片”;另一方面,又要在经济逻辑中不断调整区域性文化生产机构的生产行为,借助大众传播手段推动区域性文学的市场化进程,既为消费主体提供多样化的精神文化商品,又为艺术生产主体的作家、批评家、作协及文化部门赢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区域文学话语场的成功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既能突出区域性文学作为“传播事件”的在场价值,又能显现区域性文学适应市场环境的生存能力。从区域性文学的发展来讲,引入大众传播是区域性文学场成功构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区域性文学采取恰当的媒体合作形式,提高区域性文学话语场的影响力,是区域性文学良性发展的市场依据。

在大众传播时代,如何构筑一个成功的区域性文学话语场或一整套区域性文学话语的多维度空间结构呢?笔者认为,在国家文化话语场这个大背景中,区域性文学活动主体在坚持艺术生产多元化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传媒机构力量及其传播策略,加强区域性文学生产机构与区域内外传媒机构共赢的合作关系,实现区域性文学的跨媒体传播、层级差异传播和教育传播,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第一,以国家文化话语场为参照系统。国家文化话语场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文化制度、文化发展方针、总体的文化布局、文化产业导向等,是区域性文学话语场产生的重要参照体系。国家总体性文学话语场的历史性变动将从发展方向上引导区域性文学话语场的变动与转换。自20世纪90年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文艺、文化发展呈现新的特点,“其基本特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文艺发展的新的历史平台,由此带来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包括文艺机制的市场化、文艺价值的多样化以及文艺地位的边缘化等”⑧。因此,国家文化基本政策所面临的新问题也更加突出:“一是要处理好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协调文艺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关系,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二是要处理好在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按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三是要处理好坚持依法办事和进一步完善当代文艺政策体系的问题。”⑨市场作为文学文化艺术重要的生长点,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己任,助推了大量的文化生产机构转变经营模式而进入消费市场。大量的文艺作品通过出版社、杂志社、期刊、报纸等媒介载体出版发行,获取一定的经济利润,冲击着文艺精英所主张的“纯文学”理念。为此,党和国家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发展政策,为文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局面形成提供了政策支持。一方面,文学在艺术生产规律中运动,使市场消费领域出现了大量个体创造性、形象虚拟性、情感感染性、思想蕴涵性、象征符号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独特商品;另一方面,受消费市场中商品属性、消费需求、传播渠道和市场利润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同质化文化品。

自十六大以来,我国突出地将文化发展提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战略层面,文化发展不仅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服务,更要满足国家的形象、文化安全、国际地位、国际竞争综合实力发展的需要。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制度观、价值观、信仰等离不开文学艺术独特的形象化传达。所以,国家文化机构对文学活动有一定的监督和管理权。只有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及党和国家文艺发展政策的优秀作品,才会被国内媒体、文艺工作者、文化部门加以关注,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有力推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性文学话语场的构筑必须以国家文化话语场运转方向为自身提供重要的参照。以贵州为例,当代贵州文艺的发展应符合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要求,通过积极参与国家总体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体现贵州文学的多民族特性,为当代贵州在国内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赢得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二,区域性文学活动主体即区域性作家、批评家、作协机构、文化部门的积极参与。在国家总体性文学话语场的规制下,区域性文学发展需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具有独特性的意义空间,以避免文学、文化的同质化单一化。因此,区域性文学应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整合区域性内优秀的作家、批评家和作协、文化部门的力量,打造区域性的文学品牌和文化品牌:以优秀作家为中心,以创造文学精品为目标,以优秀批评家为依托,以作协机构和文化部门为组织,在区域内重点宣传,树立文化典型形象。以贵州为例,贵州社会多民族共存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亟须通过文学塑造一系列“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文学新形象,突出发展中的贵州精神,感召各族人民奋发进取。栗战书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构筑贵州“精神高地”的重要命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将贵州的发展问题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指出:“建设精神家园,需要有凝聚人心的核心价值、引领人生的理想坐标、启迪心灵的精神生活,需要一种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支撑和推动。我们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不断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将彰显贵州志气、体现贵州奋斗精神的民族文化元素提炼升华,并使之内化为贵州各族人民的精神需求和行动自觉。”⑩这就需要本省的作家、评论家要立足现实、立足当下,来书写和挖掘贵州总体性的精神世界。在作协及文化部门内部进行有组织的重点宣传和持续关注,使优秀作家群成为本省良好的精神风貌的文化引导者,形成区域性文化认同。

第三,加强区域内媒体联营和区域外媒体合作。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需要在文学传播领域加强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将区域性文化价值与区域性文化认同融入传播载体。对区域内媒体而言,在文化传播机构统筹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定位和传播影响力,在确保文学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互利的前提下,建立严格的层级差异传播体系,充分利用区域门户网站、重要报刊文学副刊、学术期刊、区域内下属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商业性文化传播公司,实现区域内文学的跨媒体传播;在区域性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方面,建立与区域内教育机构的合作,使区域性文学进入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及文化服务站,拉近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为区域内改造观念、认知历史、强化认同、增强自信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对区外媒体而言,在大众传播合作中强化区域性文学的精品意识,借助外域媒体打破区域性文学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将文学精品转换为图像作品、影视作品,以更加形象的方式传递区域内文学的主导价值和文化价值。以贵州为例,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创作取得了突破性,产生了一批在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如欧阳黔森、王华、肖江虹、肖勤等。若能将他们的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第二文本”与传播媒体联姻,实现电视剧、电影、电视散文、广播剧、话剧、网络文本、数字化图书等多种文艺样式的转换,不仅能在大众传媒领域凸显“贵州符合”,宣传贵州的文学、文化形象,更能拉动贵州影视、文化投资及文化密集型发展,助推全省经济冲出洼地,提升贵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大环境中的话语地位。

构筑区域性文学话语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国家文化话语场、区域性文学活动主体、区域内外媒体合作三方面的重要因素加入进去,才能成功构筑并使之顺利运转,推动区域性文学的良性发展,从而服务于区域内文化、经济和政治。

注释:

①参见拙作《对文学概论中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思考》(发表于《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关于区域性文学风格问题的相关阐述。本文旨在强调如何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使这种具有区域性特质的文学更加受到关注的问题,即话语场的构筑问题。

②区域性文学话语场,是指在文学场运转的过程中所确立的区域文学话语地位或话语位置以及区域文学的结构性识别体系,通常显现为文学场中独特的区域化话语表述模式。在传播场域中,也包含着区域性话语地位或话语位置确立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隐含的文化象征资本利益。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④参见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⑤⑥⑦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第175页,第175页。

⑧⑨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第35页。

⑩栗战书:《构筑“精神高地” 冲出“经济洼地”》,《求是》2012年第12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贵州文学发展向文学传播转向的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GZYB45;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硕士点项目“新世纪贵州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SSD016)

责任编辑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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