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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普通高中学校变革及其启示

时间:2022-06-02 13:42:02  浏览次数:

摘   要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浙江、上海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7年9月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进入第二批改革试点,新高考改革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改革核心,打破“文理科”分科壁垒,大大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与此同时,新高考改革给高中教育教学带来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从学校实践者的角度,探索新高考价值取向,总结浙江、上海学校变革实践和反思,并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推进和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 新高考  学校变革  普通高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都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为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高考40年来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人们逐渐认识到我国高考的甄别与选拔功能突出,特别是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一些学校将高考升学作为评估教学质量的指标,导致学生偏科以及知识结构不合理等种种弊端[1-2]。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用教育政策、制度来全面支持教育新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高中育人模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改革导向。2017年7月浙江、上海两地首批高考毕业生已经招考完成。两地改革方案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共性,在进一步扩大考生的选择权方面做了各自探索,同时体现了浙沪改革方案的个性[3]。

新一轮高考改革体现了坚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尝试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增加学生选择性,如学生学习科目的可选择、考试次数的可选择等;改变评价形式单一的现象,将高中学考纳入高考评价体系,体现了过程性,弱化了“一考定终身”的现象[4];录取方案上,浙江明确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与录取,上海采取“院校专业组”平行录取方式,增加征求志愿填报环节。两地均坚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尝试,为第一轮高考改革试点区指明方向。新高考的实施推进,给学校带来重要发展机遇,学校可以立足自身优势,进一步改革创新、发展学校特色;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挑战,如重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学生管理模式、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等[5]。本文将从学校实践者的角度,分析新高考给普通高中带来的学校变革,总结浙江、上海学校变革实践和反思,并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推进和实施提供借鉴。

一、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普通高中学校变革

新高考改革不仅仅是一次考试评价方式的改革,更是一次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新高考给予学生前所未有的选择权,也为高中学校的个性化、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契机。实施新高考方案,实现学校课程统筹,实质在于形成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思路和举措。

1.新高考的价值导向

新高考改革育人方向的导向,尊重学生自主选择,真正实现从“分数唯一”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转变。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校深入推进,积极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学校在学校层次、升学质量、办学类型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在学生发展方面,随着学校课程门类的增多,课程体系不断完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增强[6];在教师发展方面,教师的教学观念出现了较大的转变,注重学生的实践和体验,在教学内容上更加注重将书本知识和生活实际紧密连接,学以致用。在办学类型上,合作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在教学组织和管理方式上,部分学校开展了分层分类走班的探索[7];在学校发展路径上,在进一步加大学校自主排课权的情况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构建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推进模式和方式,从而进一步形成个性化的办学特色,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2.新高考的课程与教学管理整合

课程是学校最重要的产品,也是高考改革的重要落脚点。浙江省从2012年开始全面深化课改,重点在加强选修课建设,突出选择性。上海方案也从“3+1”增加到“6选3”的科目选择,均有很好的课程改革基础。新高考制度背景下,考试内容和考试重点的转变,要求学校课程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关注生活经验和实践能力。学校课程整体设计要符合学生、教师和学校特点,依据高考选课选考的要求,建设分类分层的课程建设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

新一轮高考制度的改革也给学校教育教学组织带来了很大挑战。关于选课走班,不同层次的学校根据本校资源状况,出现了不同模式的走班制[8]。如浙大附中取消了行政班,全部学生进行走班,形成了“一人一课表”的个性化方案;杭州夏衍中学实施“定2走1”模式,即只有一门选考科目实施走班教学,多数科目还是在原来的行政班上课。也有部分学校采取教学班与行政班并存的形式,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形成不同的套餐,依此来安排教学班。学校需要立足课程建设、师资、教室等资源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适合本校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学校课程制度、教学制度、学生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

3.新高考的学生发展指导与培训

学校须加强学生发展指导的实效性,引导学会自主选择、自我负责、主动发展。浙江、上海两地学校积极实现对学生生涯发展指导,如华东政法中学实行学生成长会诊制,在个人分析报告基础上,通过咨询导师、班主任、课任教师以及家长等,制定会诊方案,帮助学生明确学业和职业发展方向。学校也积极构建生涯导航课程体系,包括学涯课程、生涯课程、职涯课程和实践体验课程[9]。也有部分学校聘请第三方研究机构围绕教师、学习过程及学生选科走班等情况做调研,加强学生发展指导过程性追踪。

学生多元多层的选课需求,对教师精细化的专业知识结构、学生发展指导能力、课程开发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臨“首届新高考”,学校都尝试抓住“关键点”,做好教师队伍的管理,讲究团队精神,形成合力。如在教学管理中,学生可以选科,也可以选老师,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分层教学水平。学校也须进一步调整师资队伍结构、教师聘任时间、学科授课安排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而选科走班所带来的教师分层及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等也应进一步探索[10]。

二、对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实施的反思

1.试点区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延续”与“修正”

从浙江、上海两地试点的学校实践来看,是延续第二轮还是略作调整值得思考。从科目的选择来看,浙江7选3,加入了信息技术学科,成为学生选考的一匹“黑马”,然而纸笔测验是否能真正满足对该学科的考核要求?从学科本身难度来看,可能面临选考物理学科被弱化的倾向,是否与高校选拔要求存在偏差?从浙江、上海的考试次数的增加来看,学生为了考到自己满意的等级分数,会全报全考,增加了考试组织压力,无疑加重了学生考试负担;浙江学考选考试卷,一张试卷多种功能,会存在难度等级区分不明显等问题。新高考改革试点区方案的连续性和修正值得进一步探索。

2.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校是“育人”还是“育分”

高考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高中学校、学生、家长、高校、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是多方利益的博弈,各个利益主体之间都有自己的思考逻辑。浙江、上海部分学校存在因自身学科优势而策略性分班组合、学生及家长的功利化选择倾向等现象[11]。“育人”还是“育分”是学校首要明确的内容,切不可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需而陷入功利化的泥潭,要以满足学生的选择性需求、促进学生发展为己任,深入思考如何在满足学生升学、高校选人需求的同时促进多样化与特色化发展,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努力形成一种兼容共生的关系。高中学校要以新高考改革为契机,结合学校办学理念、育人目标等,找准自身定位,寻找自身特色发展之路,坚持“育人为本”,谨防新的应试倾向。

3.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生选考是“自主”还是“被选”

新高考改革方案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让学生能根据自身的兴趣、能力特长选择考试科目,浙江的“7选3”有35种选择,上海的“6选3”有20种选择,北京“6选3”与原来的文理分科相比,选择性也大大增加。这种选择背后的假设是建立在学生对自我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做出个性化选择,然而高中学生正处于自我同一性的发展阶段,由于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的长期缺失,学生很难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往往基于现实性学科成绩的选择,很难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不利于學生的长久发展,因此,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实效性是落实学生自主选择的重要路径[12]。

三、新一轮高考的启示

第二批进入高考试点的地区有北京、天津、山东、海南,高考改革目标是建立符合教育实际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多元人才的培养。各地高中教育要充分利用中高考改革和高中新课程标准修订的有利时机,推动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育人模式等多项改革向纵深开展,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发展的需要[13]。

1.追溯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明确育人为本,回归教育本质

学生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学校要有教育情怀、要有战略意识,把握基础教育特质,为个体一生的发展打基础,追求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高考改革的初衷是改变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在评价标准、选拔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改变一考定终身、学生选择性不够和过渡偏科等问题,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浙江、上海高考改革实施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学生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多次参加英语考试,对先考的等级性考试全选全报。学生被动选课、选考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避免学校互相竞争而违背初衷的做法,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学生发展角度对待新高考改革。

2.高中学校的积极调整和应对

新高考改革给学校带来新变革,新挑战。要引导学校立足学生实际情况,做好前瞻性和适应性的学校动态调整。一是做好新高考学校实施顶层设计,结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及学校办学理念,建设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的分层分类的课程体系、调整学校组织管理机构,提供有效保障。二是阶段性重点关注,在实施初期关注学科课程建设、选课走班教学组织形式及课表安排等。三是学校实践中强化学生发展指导、选课指导、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及探索德育管理新途径等,并对新教学组织形式下教师评价及学校内涵发展做出积极探索和实践。

3.对新高考进一步加强调研和培训,加强过程性追踪

培训与调研是推进新高考改革的重要保障。从上海新高考改革的做法可以看出,相关培训和调研工作都做得非常“严”“细”“慎”。比如,正式启动新高考之前,上海市教委开展全员校长、高三负责人、家长等统一培训,舆论宣传和监督到位,确保上海新高考实施的总体平稳。同时通过问卷调研、访谈等方式,注重过程性的跟踪调研,每一年对学生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调研,了解实施状况,了解学生在改革过程中的变化,为后续的教育改进提供基础支撑。在学生毕业招生录取方面,上海市教委进行两次模拟报考,在此过程中发现学校+专业组录取的部分问题,并及时调整,随后正式填报志愿,招生录取平稳过渡,新高考改革前后,对学校的排位及学生录取等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新一轮高考试点区可以借鉴,增大过程性追踪,并做好分阶段的培训,加大教师和管理者具体实践策略的培训,做好舆论监督和管理,确保实效。总的来说,新高考改革是一个政策性实施方案,遵循合理合法和综合思维的两个逻辑点,所有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思考,学校积极引导学生分享高考改革的红利,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利,规避投机性的竞争问题,关注学校育人本质。

参考文献

[1] 周彬.新高考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J].教育学报,2018,14(04).

[2] 李宝庆,魏小梅.新高考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7(08).

[3] 王瑶,申国昌.沪浙全面实施新高考制度评议[J].教师教育论坛,201 8,31(8).

[4] 谢维和.高考改革:定位、形态与变量[J].中国考试,2014(10).

[5] 申屠永庆.普通高中适应新高考的若干思考[J].中国教师,2017(10).

[6] 陆志平.新课程、新高考与教学改革[J].教育科学论坛,2016(02).

[7] 邵迎春.分层教学与成长导师制:破解新高考学校管理难题[J].人民教育,2016(14).

[8] 戴成林,马开剑,肖庆顺.高考改革政策下高中课程改革的挑战与对策: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7(10).

[9] 杨胜大.所有的难题都是良机——浙江市义务中学对新高考的实践应答[J].人民教育,2016(14).

[10] 周斌.指向学生个性成长的高中教育转型——基于上海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实践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7(04).

[11] 徐星.高中走班:分出个性,走向自主浦东负担附中分校探索走班分层教学[J].上海教育,2015(15).

[12] 李希贵,郭学军:普通中学学校转型:路径选择与实施策略的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4,34(04).

[13] 尹达.新高考的价值取向、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4).

【责任编辑  王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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