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恶搞的信仰（外二篇）

不只是一个人应有信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也应有信仰。曾经的苏联举国上下都坚守着一个共同且崇高的信仰——共产主义。

然而，当我们今天来看苏联时期的笑话与幽默，会发现被恶搞得最多的恰恰是这个信仰。其教训十分值得后人深思。

应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

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

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就应该先用小白鼠做实验。

一种信仰最基本的问题，莫过于其科学性的问题。当人们质疑其科学性的时候，实际上已是对信仰丧失信心的开始。谁都不愿意被一种信仰所玩弄，抑或做一种信仰牺牲品。

这告诉人们科学的信仰须有科学的论证、科学的宣传、科学的实践，否则人们不免于陷于茫然，甚至怀疑、拒绝、憎恨。

斯大林作报告：“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几十年，也只是领导人感觉到共产主义就要到来，而老百姓则始终没有。

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上共产主义。”

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问他：“赫鲁晓夫同志，难道我们就这么一只脚长时间地站着摇摇晃晃吗？”

对赫鲁晓夫的信任与对斯大林的信任可谓异曲同工。信仰固然是高远的，但也必须是现实的。所谓信仰，先要使人“信”，然后才能让人为之“仰”。而使人信，不只是逻辑上讲得通，也要让人感受到正在接近所信仰的愿景。空洞的“建设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口号喊得太久了，人们耳朵已听出茧子了，可就是没有一丝的获得感和生活变化，那么失去信心和耐心也就在情理之中。

拉宾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他呆在塔楼前望着远方，以便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及时发出信号。

美国人引诱他为美国人工作，让他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发出警告。

拉宾诺维奇回答美国人说：“不，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工作。”

拉宾诺维奇的工作真是太“固定”了，西方的经济危机说到来就到来，而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发信号，这样的工作绝对可以做一辈子，乃至可以子子孙孙世代相传。

实行按需分配时的样子

希望是有理由的，失望也是有渊源的。苏联民众对权力者倡导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源自何处？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不能说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成天只顾研究这个问题，而不去实践，连搭建共产主义的一块木板也拿不出来，这样的研究还有意义吗？

有人说，人类进入到了20世纪，没有一个政权像苏联那样把自己的信仰和主义研究得那样丰富。的确，即使是希特勒在德国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所靠的理论也仅仅只是一本13万字的《我的奋斗》。而苏共政权不只是每天刊载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宣传文章，出版的书籍也远远过超过了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所有政治、法律、文学研究的总和。一个主义被研究了千千万万遍，然而它所产生的效益连一根毫毛都没让人见到，人们如何对它抱之以信心？中国国学大师胡适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不能说不是智者之见。

那么，人们对在建设共产主义中过程中出现的物资短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商定要见一面。社会主义者过了约会的时间才到：“对不起，我去排队买香肠来着。”

什么是排队？资本主义者问。

什么是香肠？共产主义者问。

这很像是崔永元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生活在昨天的人们采购食物不知什么叫排队，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采购食物要排长队，生活在明天的人们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食物。这时候有人还叫你去信仰那个明天美好的未来，用东北人话说，那不是扯犊子吗？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苏联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

慧弘法师讲过一个道理：如果你是一位非常善于说法度化众生的优秀法师，你坚信没有你度化不了的众生，某一天你看见路边有位饥饿的老乞丐，于是想度化他，使他信仰佛教，修习佛法，了脱生死。我相信，当您连“阿弥陀佛”的“阿”字还未说出口时，老乞丐肯定先问你：“你有吃的吗？”如果你能给他吃饱后再和他讲讲佛法，他即使不信仰佛教，至少也不会对佛教产生厌烦。所以说，饿着肚子的人是不易和他谈信仰的。

一个年老的女演员想早一点获得“国家演员”的称号，人们就建议她入党。在入党仪式上人们问她怎么看共产主义。女演员说：“所有东西都是充足的，不论是食品还是商品，还允许出国，总之，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这话就已很直白了，共产义建设了几十年，反而还不及沙皇时代。有人说勃列日涅夫为了让人们感觉到共产主义的列车在前进的样子，自己不停地摇晃列车，假装着在前进。倘真如此倒是万幸，女演员的感受是：历史在开倒车。

美国外交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联接待官员陪他们参观“建设的伟大成就”，并且得意地说：“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美国人惊讶地问：“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苏联官员说：“当然有用啊……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供应面包了，你可以马上开飞机赶去排队啊。”

美国百万富翁买下苏联国家百货商场，并宣布要免费分发商品。

很快百货商店和通向这里的道路就开始堵塞，并有许多因为拥挤而死伤的人。人们问百万富翁：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非常感兴趣，当你们实行按需分配时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国家的民众取笑自己的国家，不惜将自己的敌人都拉进来作为帮衬，你能说这是民众不爱国吗？不，是某些权力者太能糟蹋这个国家了，以致让人们觉得自己的敌人都比他们更可亲可爱。

让人爱不爱国的分界线不是国界，不是立场，也不是狭隘的国家意识，而是利益、人格和尊严。当一个人的利益、人格和尊严都被剥夺殆尽的时候，凭什么还要他爱国？当时的苏联就有这样的理论：不要盲目指责有人要当“带路党”，如果带上更好的路，这个路也是可以带的。这话很给人以警醒。

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利益总是与道德伦理紧密联系的；而道德伦理又总是与信仰追求紧密联系的。一个社会一旦礼崩乐坏，其信仰也必然荡然无存。

问：“当社会主义终极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实现后，还会有偷窃行为吗？”

答：“不会。因为所有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都给偷光啦。”

这可能是在我们轰轰烈烈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里不曾想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苏联人民已经普遍沦为小偷，小偷还能持什么政治信仰呢？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话不仅直指生活，还直接关系到政治。

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有人问：为什么？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那人又问：什么？工人说：你没见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民众道德的沦丧，某种程度上是从政治腐败开始的。苏共政权至勃列日涅夫时代腐败指数可列世界前茅，不仅大小官员享受着不同的特供，生活无忧，游手好闲，而且子女大都在优越的岗位上工作，甚至成为食利阶层。而老百姓即便拿粮、油、肉、蛋供应票，也不能保证得到供应的食品。叶利钦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作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他，从良心上已过不去——这种状况迟早要终结，这种政权迟早要完蛋。他在忍无可忍之下才鼓起勇气向“裱糊匠”戈尔巴乔夫发难。

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回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这种笑话好像我们也曾听过。台上台下之分，左边右边之别，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地位之分、观念之别，而是社会阶层的分别、阶级的分别。旧的剥夺阶级消灭了，新的剥夺阶级诞生了。被剥夺者还应该努力地信仰剥夺者？

话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把他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权力者的利益达到了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连总书记的家人都不免为之恐慌。然而，人们相信的还是多少年前的苏联共产党，哪知现今党内某些人早已变得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对执政党的失望几近见底。养一个党已不堪重负，再来一个怕就无法活命了，于是连同“多党制”也一并加以摒弃。

但这仅仅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而言，那么，思想自由、人身自由呢？

苏联知识分子有五个规则：

什么都别去思考；

如果你一定要思考，不要说出来；

如果你又要思考又要说，那就别写出来；

如果你又思考又说还写，那么别签名；

如果以上规则你都不遵守，那你就别感到吃惊。

一个社会制度，也许人们能容忍物质匮乏，但不能同时容忍精神匮乏；也许能容忍精神匮乏，但不能同时容忍物质匮乏。苏联的社会主义后期可以说两者皆十分匮乏，连人们思考的权利和说真话的自由也都没有了，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维护它呢？下面这个笑话同样反映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信心。

“共产主义实现时警察还存在吗？”

“当然不，那时候所有公民都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

这些笑话和幽默，究其根源，是斯大林统治后期兴起的“厨房文化”，即人们在公开场合净说假话、空话、套话，只有回到家里，厨房，才与亲人说真话，传播各种政治小道消息，倾泄对现实的种种不满。

苏联这个共产主义试验田种了74年，试验的结果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的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

有人说信仰要靠灌输，当年的苏共政权对人们灌输得还少吗？叔本华说：“信仰犹如爱慕，它不能被强制，任何强制的爱，都必会变成恨。因而，那种强制信仰的企图，其结果首先是真正的不信仰。”

在2014年4月9日，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54票通过了第2558号法案，这个法案是，在乌全面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任何与之有关的标识，包括国歌、国徽、旗帜、纪念品，还有城市、农村、街道名称等，甚至禁止引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违法者将面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

这是一个从九天云霄到十八层地狱的落差，多少人为之莫名，多少人为之心痛，多少人不免兔死狐悲。问一句：谁之过呢？

共产主义是一颗夜明珠，一旦被玷污，在人们心中连一块顽石也不如。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少唱一点“赶上盛世咱享太平"

近日解放军上将刘亚洲撰文谈强军文化，其中写道：“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民‘无敌国外患’的和平麻痹思想渐生渐长：‘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一派莺歌燕舞。”（《解放军报》）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适与祸双。”应当感谢有像刘亚洲这样一批头脑清醒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一个政权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一个社会最大的祸患是意识不到祸患。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特别是对社会起着主导作用的当权者，还是要少做一点为所谓盛世而歌唱、为所谓太平而陶醉的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往今来，这样的告诫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然而实际生活中总有一些人闭目塞听、充耳不闻，被一时的所谓太平盛世遮住望眼。李唐王朝，盛极一时，然而及至玄宗，突发安史之乱，何也？“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宫廷上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最终历经八年战事，才总算没有割断李唐根脉，但李唐王朝从此便走下坡路。大明王朝，初也勤勉，励精图治，然而好日子也仅过了百十年，后来的皇帝要不好色贪财，要不炼丹修道，要不疏于朝政，要不沉溺傀儡。终于来了农民起义军，一个王朝就这样在安享太平中走向覆灭。再往下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当初一句“天下一家，同享太平”的口号甚是鼓舞人心。然而，革命仅仅及至中途，就急忙忙建都于“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的天京，过起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生活，筑王府堪比紫禁城，养嫔妃数以千百计，终于所建政权不过十余年光景便在内讧中夭折，其所作所为正如马克思所评说的，“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鉴古理应节于今，其实即便在今天也依然不乏这样的人。创业稍有劳绩，便带头过骄奢淫逸、铺张扬厉的生活；经济稍有富裕，便遇事大操大办、挥金如土；世界稍有太平，便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不思武备，无意强军。大型晚会一个赛一个地奢华，庆祝活动一个比一个靡费，楼堂馆所一个比一个建得阔绰。更有甚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对个人的吹捧、赞美和歌颂，社会一度出现好大喜功、追求奢华、沉湎荒淫、及时行乐的风潮，大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意味。

国家何以兴，社稷何以亡？2000多年前的孟子早就从历史上的尧舜、胶鬲、周文王等成功者中得出结论，苦难和忧患使人意志坚定、发奋图强；也从那些失败者中得出结论，舒适和淫逸使人意志消弭、不求作为，最终走向没落。故而他说出一句永远让世人醒聩震聋的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当今中国虽然经济繁荣、物阜民康，但依然存在巨大的内忧外患。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围追堵截，到某些军事强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从钓鱼岛的归属权之争，到南中国海的波谲云诡……无一不是战争的引信或高悬在和平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国内依然存在着恐怖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存在着因法治不健全、利益分配不公平等而导致经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素，也是诱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甚至颠覆政权的隐患。如此，我们怎么可以言“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即使就经济而言，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但人均数量何其少矣，贫富差距何其大矣，依然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已，这又怎么可以说“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中国共产党人是清醒的，曾提出的“四个危险”和“四大考验”，就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曾直言不讳地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沉溺盛世、安享太平，实是与我党的思想作风和使命意识背道而驰的。

经历过艰苦奋斗，当然不能说不应当享受奋斗得来的果实。但是这种享受只能是合理地消费，适度地满足需求，科学地享受生活。这与安享太平、小富即安、及时行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享受辛劳得来的果实的同时不能改变精神追求，不能改变艰苦奋斗的意志，也不能改变对崇高目标的向往。沉溺盛世、安享太平、小富即安，则是一种精神颓废、思想麻痹，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是走向没落的开始。

这世界，有多少上坡就有多少下坡，但我们不希望这么决就走下坡。睁大眼睛，保持清醒。乾隆南巡都住哪？

国庆假期，回老家看望老母亲，返程时路过江苏宿迁，看一下小弟。宿迁的人文风景，此前仅听说霸王项羽故里，但到了宿迁之后，发现供人游览之处还不少，如三台山公园、乾隆行宫等。

次日我们就去了乾隆行宫。行宫在距离宿迁城20多公里外的皂河镇。途中我想，乾隆路过宿迁，不住城里看南来北往商客，听琴书评词泗州戏，偏要把行宫建于一个小镇，可见这里一定是云海悠悠、溪水淙淙、景色如画的风水宝地。颠簸半个小时，皂河镇到了。镇子倒是不小，可并不繁荣，拙眼居高临下扫描了几回，就是没有看到乾隆的行宫。这时开车的小石把我们领到一座古庙前说，“行宫到了”。

这哪是什么行宫，分明是龙王庙嘛！对于寺庙，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龙王庙在各种寺庙中是最简朴最寒酸的，因其无非祈治水之用，无洪无涝之年极少有香客，因此无法大兴土木。可是，作为堂堂一国之君的乾隆偏就驻跸于此，而且六次下江南，五次住此处。进人禅院，首先是龙王殿，四大金刚排列。再往里去仅剩禹王殿，也就是一座三四十米长、两层高的小楼，普通的砖瓦、普通的木柱，乾隆就在这里住宿。当年乾隆留下的不仅有亲手栽的树，还有铭刻在碑石上的诗作，想必每次下榻都住了不少时日。

简朴的寺庙，简朴的禅房，简朴的桌椅、厨房和毛厕，竟然是一个其时世界大国之君巡视的驻跸处，不禁让人唏嘘不已。在下没有与大人物一同出巡经历，但可以想象，大人物出巡，每到一地无论如何也得清出一座最好的五星级酒店来，呈上备用的总统套间，分兵把守周边街道路口，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即使是下榻府衙官舍，那也必须早早按五星级标准装修，乃至配上红木家具、古玩珍宝、名家画作和美若天仙的女服务员等。当然，还免不了有当地高官陪餐，甚至有将弁为之站岗放哨。因此，想想乾隆住那简陋的龙王庙，怎么都觉得寒酸了些。乾隆有《山店》一诗，诗日：“粗粝聊安衣食计，逍遥且免市廛征。”莫非他真的喜欢这样一种境界？

我原以为乾隆南巡人住古庙不过仅此一处，实则不然。据载，他行经徐州驻足的所谓行宫实是当地官员临时将龙王庙和禹王庙改造的。顺运河往下抵扬州，住的是当地八大古刹之一的天宁寺。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在苏州时，竟然住在木渎镇的虹饮山房，一个叫徐士元的哥们家里。尽管徐家殷实，家园宽绰，但此人名声不佳。徐曾是一个落第秀才，之后也不求作为，一味纵酒欢歌，只以闲云野鹤生活为乐，典型不求上进的“富二代”。且不说一代君王人住私人宅院不尽妥当，即使为显亲民，人民宅住个三日四宿，那至少也要挑个根正苗红家庭、革命烈士家庭，或是劳动模范家庭居之。唯此，方能与大人物的正统相契合，才能激励先进，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此话似乎扯远了，但乾隆出巡，大队人马随行，浩浩荡荡，尽管花费巨大，但他能省则省，能俭则俭，这里还是可以略见一斑。

游古庙时，听说骆马湖就近在咫尺。为这湖名曾有过一段网络风波——有当地官员觉得此名不祥，欲改为“马上湖”，后被网民一顿好斥，这才罢了。我想当年乾隆也一定能听得出“骆马湖”的谐音“落马湖”，可人家一点也不忌讳，经此照样舍舟登岸、安居陋寺。这让我顿时觉得他更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当地还听到关于名小吃“乾隆贡酥”的传说。说是乾隆住在皂河小镇上，没事时就喜欢出来溜达。有一天，打烧饼的叶老头拿出几块烧饼要让乾隆尝尝，乾隆一下没接住，烧饼掉在地上。乾隆二话没说，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品尝之后，大加赞美，说以后要以这烧饼作早点。这个故事也让我产生小小的遐想，堂堂一国之君，这路边小摊上的东西也吃，就不怕是地沟油炮制的么？就不怕有人谋害么？身边侍从都去哪了？就没个人挡驾和先给试毒？把掉到地上的食品捡起来吃掉，我只听说过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南京时有过一回，其他的还真没听说哪个要员这样做过。

大人物、小人物，都是肉身凡胎，都生于天地之间，都要在上帝天平上过秤，别有太多的讲究。我忽然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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