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科技史著述的奠基之作

关键词：《敦煌学和科技史》；奠基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122-03

A Foundation Work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echnology at Dunhuang

——Reading Notes on Dunhuang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I Jianho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Keywords： Dunhuang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 Foundation Work

“敦，大也；煌，盛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志》）凡从事敦煌文化普及与敦煌学研究者，征引古籍中的这两句话都会有各自精彩纷呈的诠释，无须赘述。然而，敦煌学兴起百余年来，讲敦煌历史、艺术、宗教、语言文学和民族文化交流者众（研究者多，成果丰硕），且多已形成系统；讲敦煌科技者却相对稀少零散，并尚未真正纳入学术史框架，实为一大缺憾。因为古代敦煌的进步和繁荣、辉煌，绝离不开科技的推动；而敦煌科技的方方面面，正是中国科技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朵朵浪花。因此，最近捧读王进玉研究员近60万字的新著《敦煌学和科技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觉得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敦煌科技史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着实让我感到十分欣喜。我于古代敦煌科技所知甚少，拜读一过，受益匪浅，“科技扫盲”之余，略叙感言如下。

研究古代敦煌科技的材料基本上来自敦煌石窟壁画与莫高窟藏经洞写本及丝织品文物，一是图像资料，一为文献实物，相对分散，需要细细搜寻、爬梳、判定。进玉研究员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就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30多年如一日在敦煌研究院从事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敦煌科技史料成为其关注的重点，而且持之以恒，潜心发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敦煌学和科技史》一书可看出，他在与国内外同行积极进行交流的基础上，逐渐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涉猎的课题十分广泛，如化工颜料、冶金技术、数学衡具、纺织技艺、交通工具、天文历法、农具水利、造纸印刷、兵器骑具、酿酒技术、矿产开采等等，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敦煌科技内容的认识。我认为，在他的研究中，有三大特色是值得我们称赞并重视的：

第一，注重研究资料的全面搜寻。可以说，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力求得出科学结论，一直是作者开展研究的出发点与目标。虽然他常年工作在莫高窟，得“近水楼台”之便，但要在莫高窟、榆林窟等近600个洞窟的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竭泽而渔般地搜寻与古代科技相关的图像，既要付出辛劳和有恒心，又须有审视鉴别的眼光，则非易事。更不要说敦煌科技的大量资料还涵藏于藏经洞所出的数以万计的古写本中，而这些石室遗书的大部分早已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的收藏机构与私人藏家手里，搜寻、识别谈何容易！但是作者有攻坚之心，无畏难之意，力求一一发掘、调查、整理清楚。诚如王渝生先生为此书所写“序言”中说，该著述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将敦煌石窟壁画、敦煌遗书中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列出详细调查表”，计有《敦煌遗书中的数学文献统计表》、《敦煌汉文算书中的“九九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提系杆秤、天平图调查表》、《敦煌遗书中记载绢的长度与幅宽的文献调查统计表》及《绢的长度、幅宽、总平方尺数、总平方米数表》、《记载河西、敦煌矾石的史籍目录表》、《敦煌壁画、藏经洞绢、纸画中的农作图调查表》、《记载立机的敦煌遗书一览表》、《记载楼机的敦煌遗书一览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舟船调查表》等10表，涉及壁画画面数百幅、文书写本逾百件，其中作者的辛苦、细致不言而喻。例如其中的“农作图调查表”，即列出耕作、播种、收割、打场、扬场、装运、送饭等相关图像85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此类形象资料的认识。实际上，如据全书内容统计，作者所引证、分析的图像、文物文献资料还远不止这些，诸如：第三章中对敦煌遗书中所记载的关于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秤的构造、部件及其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梳理，参考文献有300多条；第四章中不仅对50多件记载绢的长度和幅宽的遗书以年月为序逐一进行了考证分析，对其他各种丝织品的计量也进行了讨论，其中第一节述及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古尺，则与日本和中国10余个省市出土和收藏的30多件汉代至北朝的古尺作了对比研究，这一章中作者引述的敦煌写本多达200多卷（号），参考文献400余条；第八章“敦煌古代酿酒业的发展”中，引述的敦煌写本也有百余卷（号），参考文献300多条；第九章“唐宋时期敦煌的皮革加工及其使用”中，参考文献有300多条；第十四章第五节中在研究马镫时，作者引述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陕西、河南、辽宁、江苏等地墓葬、壁画、岩画和画像砖中的资料。诚然，如何梳理如此浩瀚、丰富、繁杂的资料信息，作者并不满足于客观的纯资料性的介绍，而是力图就各专题做系统性的分析论证。材料的充足，为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强调研究史资料的系统梳理。以往的敦煌科技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状态，因此虽多有建树，常有新见，却缺乏规模，不成系统，尤其是要据之构建学术史的理论框架，还显得零散和贫乏。为此，一方面，进玉研究员特地将他编撰的“敦煌科技史及其研究新进展”列为全书第一章，用了近4万字的篇幅对敦煌科技资料的类别区分、近30年来国内敦煌科技研究的新进展、近半个世纪来国外敦煌学界的相关研究机构、学者与成果做了详尽的介绍，涉及法、英、日、美、德、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以色列、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60多位学者；另一方面，在其他各专章的论述中，都尽量注意了相关研究史材料的引述和汇集。例如第七章“唐宋时期纸张的种类与用途”，第一节述及敦煌遗书用纸的分析、断代与辨伪，不仅溯源至上世纪30年代初英国克莱佩顿对敦煌写卷纸质的科学分析，而且特别提出了我国科学家潘吉星在上世纪60年代就对23种敦煌写经纸张样品的款式、原料、品种与加工技术进行过细致的探索。该章第二节是讲对敦煌写经中染黄纸的科学分析，也着重介绍了英、法、俄、美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章里，作者对30多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了几乎网罗无遗的介绍，涉及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如以史的线索贯串起来加以充实，庶几可成为一篇敦煌纸张研究史的专题论文。在“敦煌文物与数学史研究”一章的第一节里，对藏经洞发现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数学文献的研究史做了必要的回顾。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者虽坐隅敦煌，却十分关注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动态，同时积极参与和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注意信息的及时获取与传播，凡是近几十年来相关的学术会议几乎无一遗漏，可谓本书一大特色。

第三，关注古代敦煌科技史框架的构建。进玉先生是位有心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复旦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期间，就已经立意撰写一部敦煌科技史的巨著，并请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院士题写书名。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必须厘清概念，划定范畴，寻根溯源，规范学理，积聚、梳理与辨析案例，进而构建自己的学术史框架。而这些，显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作者深明科技著作普及与提高相辅相成的道理，先编写了一本题为《漫步敦煌艺术科技画廊》的科普读物出版，受到广大读者与学界关注；接着参与主持筹办了“中国敦煌古代科学技术展览”，然后承担了《敦煌石窟全集·科学技术画卷》的编纂工作和“敦煌石窟专题”重大项目中的《敦煌科技史研究》课题，积跬步以达千里。我们知道，“敦煌科技画”这个概念，是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他于80年代末又参与组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科技史分会，首次初步界定了“敦煌科技”的学科范畴，并逐渐使之拓展、完善，使其在整个“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中有立足之地；本书则在学科概念、研究范畴、学术源流、学理探求、案例分析等方面又做了条缕析分和汇聚的工作，这就为构建敦煌科技史的框架结构与理论阐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由于课题结项时间与出版篇幅所限，目前推出的这本《敦煌学和科技史》虽然已称得上是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奠基之作，但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敦煌科技史”著作。一些相关门类的研究成果，该书未列专章叙述，例如作者最早涉足、致力甚勤的敦煌壁画中颜料及胶的应用和来源，敦煌壁画中的医疗卫生图像研究等不少内容就未收入书中；有的门类虽列专章而欠缺理论总结，如对敦煌遗书纸张的分析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各种成果的客观介绍上，缺乏进一步的归纳与判断；有些国外学者译名和论著的引述，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等等。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中外各民族文化与科技交流的重镇，如何在进一步提炼材料的基础上纵叙历史、横写门类，做到史、论结合，创新学理，描画出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和世界科技发展的历程中既有时代、地域特色，又有理论高度的学科史概貌，应该正是作者和其他敦煌科技史研究者继续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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