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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中世纪的克吕尼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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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克吕尼运动是西欧中世纪的一次重大改革。这场运动不仅着眼于修道院改革,而且宗教与政治狂热介入世俗事务,要求调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克吕尼运动确立了教皇政体,使教皇权势不断攀升,并营造了浓厚的社会宗教气氛,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使中世纪盛期的西欧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特征。

关键词 克吕尼运动 西欧中世纪 改革 教皇政体

作 者 沈敏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200062)

克吕尼运动是西欧中世纪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对西欧中世纪盛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民众心态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就此作一探讨,藉以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与社会情态。

克吕尼运动始于910年法国南部的克吕尼修道院,它的发生是西欧政治形势发展的产物。在法兰克王国解体、地方割据加剧的过程中,势力已十分强大的基督教会趁机摆脱了法兰克皇帝的控制。847年-852年间,《艾西多尔文献》问世,它是王权衰落、罗马教皇势力增强的标志,反映了当时西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矛盾:一种是以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会与皇帝、国王为首的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种是由于基督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的世俗化,引起教会僧侣贵族与下层群众之间的矛盾。按说教权与俗权所治范围不同,只要各司其职,不会有大的矛盾冲突。但在中世纪,教权却得到了不正常的延伸。客观地讲,中世纪罗马教权的增长是它自身善待时机顺应潮流,努力塑造自我形象的结果。从利奥一世起,教皇就自视为基督教的首脑,格里高利一世励精图治,整顿教会,规范神职人员行为,从而成功地树立起了教皇权威。此后经历代教皇努力,逐渐形成基督教的“世界之王”。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法兰西和德意志等地战祸不断,时有灾荒和瘟疫,加上教士道德沦落等社会现象,使不少人产生了厌世恶生的情绪,导致修道主义在西欧出现高潮。“以法兰西的修道院数目作统计,8世纪时共有107所,到9世纪时增加到251所,10世纪末543所。”修道院的经济实力也变得十分雄厚,如10世纪初,法兰西的圣里奎尔修道院,在当时的修道院中还不算是很富的,尚有117个奴隶,在围绕其发展的城市中它拥有2500幢房屋,庄园上的佃户除了向修道院缴纳现款地租外,还须提供1万只小鸡、1万只阉鸡、7万5千只鸡蛋和400磅蜡。由此推测,那些富有的修道院该有多少财富。随着修道院经济实力的膨胀,修道院内部原有的清规戒律逐渐废弛。僧侣们不用自己劳动,只需从出租土地所得的进款即可满足其需要,他们既不布道,又不听取忏悔,既不执行圣餐仪式,又不行使任何宗教上的职权,他们是俗人。他们与俗人的区别,只在于削发而已。一些修道士已同世俗封建主一样腐化,为普通教徒所唾弃,于是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一面是修道主义盛行,一面却是修道院和教会人士的道德沦落。这些社会矛盾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一些人的深思,他们认为要重振教会,首要任务就是要整顿教会内部的腐败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内部涌现了一个改革派,他们提倡改革教会,清除修道院的腐败现象。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就是改革的策源地。

克吕尼修道院位于法国勃艮第地区,910年由阿奎丹公爵威廉创建。克吕尼修道院的前几任院长都是才华出众、工作勤奋之士。由于他们的热心工作,克吕尼修道院影响很大。到10世纪中期,克吕尼派修道院已由法国迅速扩展到意、德、英和西班牙等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宗教和政治势力。

由克吕尼修道院发起的改革在历史上称为“克吕尼改革”或“克吕尼运动”,它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着力清除修道院中的腐败现象,强调3个方面的改革:1、修士必须遵守本尼狄克教规,并对其作了改革,如在修士必须履行的崇拜、做工和读书3项义务中,对做工不再作过多的要求,而是要求修士专注于灵圣修炼,努力做到克已禁欲;2、修道院实行自治,不受任何主教和世俗领主管辖,只听命于教皇;3、修道院连同地产均由罗马教廷监护。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任院长贝尔诺还只是把他的精力放在建设一个不受世俗干扰的基督教僧侣社团上,他所关心的是修士个人的灵魂得救,并没有规划被后人称之为“改革”的计划。他的继任者奥托继续了前任的努力,以每年向教廷交纳贡税作为条件,要求罗马教廷的保护。

第二阶段,越出修道院范围,把改革触角延伸到社会,以提高教会的地位和威信。在第五任院长奥狄罗(994年-1048年)在任期间,克吕尼修道院已成为一批修道院的“首脑”,这些修道院的院长由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亲自委任,实际是在克吕尼修道院系统内建立起了集权统治。1024年,在教皇约翰19世的支持下,克吕尼修道院获得了免受主教管辖的豁免权。

为了制止封建混战,奥狄罗提出了“上帝和平”的口号。“上帝和平”包括两个阶段,即10世纪末的“上帝和平”与11世纪初的“上帝休战”,至11世纪40年代,两者又逐渐结合起来了。

据现有的资料,“上帝和平”的最早提出是在944年(一说997年),“当时正值瘟疫,因此里摩日 (法国北部城市)主教命令全城禁食,招集众封建要人立一个和平公约”。可惜这一公约的内容已无法探知。此后,法国各地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即促进和平与休战,989年阿奎丹的夏洛大主教贡巴德在和平大会上的宣言、1004年普瓦提埃的非战条例等,都提出了“上帝和平”、保护民众的思想。

1017年,贵族和骑士宣誓遵守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狄罗拟定的“上帝休战书”,1035年(一说1035年-1041年之间)奥狄罗联同法国南部的阿尔兹大主教和阿维尼翁、尼斯的主教等发布了休战宣言,规定在每星期三早上到星期一早上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在此期间一切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教会的严历惩罚。这个宣言不但为法国南部各地而立,还抄写寄往意大利各教会。1041年在法国南部图鲁士举行的和平集会上,首次把“上帝和平”和“上帝休战”合起来,在这个和平与休战的宣言中,教会宣布:教堂只是难民的避难所,不为盗贼之窝穴;任何人不得在教堂及其周围享有特权,不得烧毁或损坏农民、教士的房屋和谷仓,不得杀害、殴打农民或农奴及他们的妻子;凡破坏和平者,限两星期内付还赔偿;休战期间,不但不得交战且不得备战,凡筑堡寨,建炮台皆为渎圣行为。

在当时的社会中,教俗封建主为各自的经济利益已经掠夺成性,对上述这些“和平”、“休战”的宣言、法令大多是置若罔闻,对于克吕尼修道院长奥狄罗上任后,重提“上帝和平”到底有多少效果,现在无人知晓。但他提出这一问题的本身,说明克吕尼修道院在当时的社会中,已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并已自认为有了仲裁者的资格。

第三阶段,把修道院改革变成一个改革圣职界生活的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门尼”和“尼哥拉主义”。克吕尼改革运动刚开始时,克吕尼派的大多数人并不反对神职由皇帝

叙任的现实。但到11世纪中期,克吕尼派已经把神职由皇帝叙任的规定视为“西门尼”,认为它同信徒委任神职没有区别。因此他们在反对买卖神职的口号下,试图夺回主教叙任权以增强教皇的权力,进而要求调整教会同国家的关系。于是克吕尼派极力抬高罗马教皇的地位,宣扬整个基督教会应听命于罗马教皇的思想。实际上,这些思想是对《艾西多尔文献》中一些伪造文件的实践。

克吕尼运动在西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影响大致有4个方面。

1、确立起了教皇政体,使教皇权势不断攀升,形成了中世纪盛期西欧独特的社会面貌。

1049年克吕尼派的神职人员利奥九世成为教皇,从此改革派掌握了教廷实权。利奥九世登台后,即对罗马教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为:

(1)挑选一批支持他并有改革热情的高级教士进入罗马教廷,形成一个紧密的改革派集团,这个教廷核心集团的人选不再限于罗马地区,而是扩大到了整个西方教会,教廷由此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机构。

(2)依靠罗马教廷的改革派摆脱罗马贵族对教廷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利奥九世认为教会问题的症结在于世俗权力凌驾于教权之上,夺回主教叙任权的第一步是反对买卖圣职。

(3)努力与下层教会建立直接的联系,以树立起罗马教皇的权威。利奥九世在位时期,不仅派遣特使出使西欧各地,还亲自周游西欧各地,所到之地他召开宗教会议,以普世的总主教身份强调反对买卖圣职,用严格的教会规范教士的道德行为。通过派遣教皇特使和教皇亲自周巡各地,罗马教廷加强了与各地区教会的直接联系,并使教皇权力的至尊以具体化、形象化的形式呈现在各地教徒面前,从而使教皇权力在西欧超越各地区、各民族与各种语言的分界,体现出教皇权力的普世性。

但是,利奥九世时期教会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世俗君主的支持。政、教斗争尚未公开化。1056年,富有威力的德皇亨利三世去世,年仅4岁的亨利四世即位,这一转折结束了教会改革政策所依赖的教廷和德意志皇帝之间的合作关系,教会改革派乘机摆脱了皇权的控制,中世纪著名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终于拉开了帷幕。

1057年红衣主教霍姆伯特发表论著《斥买卖圣职者》,指出授予主教的权杖和戒指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买卖圣职不仅仅是一种罪行,而且还是一种异端行为。1059年,罗马教会首次不受德意志皇帝和其他世俗势力的干涉,由主教、修道院院长和教士选出了教皇尼古拉二世,并在那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上颁布了由霍姆伯特起草的教皇选举法,将提名新教皇候选人的权力赋予枢机主教,剥夺了罗马贵族和德意志皇帝干预教皇选举的权力。为排除世俗势力插手教会事务,教会成立了枢机主教团。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布敕令,重申教士绝对服从和独身,要求各国君主服从教皇裁决,力图在教俗两界建立起教皇专制。1077年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皇亨利四世的斗争引发的“卡诺莎晋见”,使罗马教皇以宗教法权战胜了世俗皇帝。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宣布组织十字军东征。在十字军浪潮的推动下,乌尔班迅速跃居欧洲领袖的地位。之后.罗马教皇加强了对教会法律和行政的管理,逐步确立起教会法。

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即位-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寻求以各种方法来实现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权威,用他的话说,就是“由于每个人都向耶稣跪下……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服从耶稣的代理人,即教皇”。为了实现这个口标,他在教会内部建立起集权统治,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任免和调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与皇权的关系上,他坚持教皇有权决定皇帝与国卜的人选,公然干预德意志的政治;他以开除教籍相威胁,迫使法上腓力二世就范;他强迫英土约翰接受教廷任命的大主教,并迫使他承认英国为教皇国的属国;他以收复“圣地”为名,组织第叫次十字军东征;他派谴十字军镇压法国南部的阿匀;比派“异端”、凡此都显示出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期,教皇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2、营造出浓厚的社会宗教气氛,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为欧洲的一次全民运动。

伴随克吕尼运动的深入和教皇至尊地位的形成,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欧社会形成了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交织的特殊现象,人们的时空观、财富观、生存观以及其他一切行为,都受到基督教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几子任何一个教堂或小村庄都会听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对天国的追求和对地狱的恐惧。

10世纪、11世纪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第一个千僖年到来之际。“世界未日”的古老传说仿佛具有了极大的真实性,与典型的末世沦恐怖相伴随的是各种各样的灾异:时疫、饥荒、凶兆(彗星、口烛等)。从910年到1040年间,西欧约有48个灾荒年,在法国,970年-1100年间,饥荒年岁不下60年。特别是从1033年起,出现了连续3年的特大灾荒,西欧陷入了恐怖。人们担忧人类的末日降临了,他们相信上帝将毁火这个世界,正象上帝在挪亚时以洪水毁灭人类,在这种压力下,一种强烈的“赎罪”与“修来世”的意识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把现实苦难看作是上帝对其的惩罚,积极提倡苦修、禁欲与补赎,并由此引发出狂热的圣物崇拜和圣地朝圣-在欧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会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种补赎,于是朝圣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价值,原先小规模的朝圣被大规模的忏悔朝圣代替了。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领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年-1065年科隆、美因兹等地的主教率领上万名基督徒和一支拥有相当人数的军队组成的朝圣大军前往耶路撒冷,大批的朝圣者朝耶路撒冷圣城艰难跋涉,希冀上帝之子能破云而出,披金带彩荣降人间,这种幻想使朝圣队伍日益扩大。在这种宗教狂热中,当教皇乌尔班二世宣称“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补赎”的时候,人们纷纷把东征看作是一条灵魂拯救的道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

3、形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

克吕尼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浓厚的社会宗教气氛,西欧精神卜的统一王国——罗马天主教的普世地位亦逐渐形成。在所有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西欧国家里,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把上帝的权威看得至高无上,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仰,通过它的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上半叶,欧洲共有的认同感与口俱增。当时,欧洲的编年史家采用了一个虽然不算完全陌生,但过去很少听说的名词——“西方人”,即“基督教信徒”或“信仰基督教的同道”。“这个名词使欧洲人首次有了自己的称呼,它既指基督教信仰,又指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快流传开了。”的确,12世纪时,西欧的神学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督教徒看作是一个团体了,他们不仅把俗人和教士看作是这个团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认为俗人应该由君主管理,教士应由教皇领导。当君主行为不轨时,教皇可以纠正他们。这个“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其一,这一世界主要以信仰为核心,罗马教皇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他可凌驾于教俗两界之上;其二,只要同为基督徒,便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上帝的信仰和忠诚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感情。在这种氛围中,“非我族类”的只能是那些“邪恶”的异教徒。

4、为经院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一般认为,11世纪-12世纪是经院哲学的诞生期,“经院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以‘经院’为生存环境,二是它以‘辨证法’(即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论辩推理)为操作原则。11至12世纪的西欧为这样的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准备”。克吕尼运动的进展为教会和修道院注入了新的生机,增强了罗马教皇独立管理教会的权力,使罗马教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空间,教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需要统一的思想,这些都刺激了学校教育和神学研究的发展。11世纪下半叶,神学教学中已运用论辩推理组织教学,大约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开始传人西方,使经院哲学的诞生获得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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