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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兰芝到林黛玉:封建长夜里妇女爱情文明的进程

时间:2022-06-09 12:00:03  浏览次数:

摘 要:封建时代,中国女性的命运极为悲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里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光彩夺目,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是我国女性爱情文明进程中的里程碑,显示了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高中语文 古典作品 刘兰芝 崔莺莺 杜丽娘 林黛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待妇女的态度就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人道精神的尺度,妇女解放的程度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象征。

中国封建社会长夜漫漫,鲜有哪个民族的妇女比中国女性的命运更悲惨。在现实的纲常礼教、君神族夫的层层压迫下,她们踡缩于社会的最底层,含辛茹苦。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女性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反抗也总是代表着人类道德进步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1]如果把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女性的解放当作一条纵向的历史线索来看,那么爱情文明艰难行进的轨迹便会鲜明地显现。这种显现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最为光彩夺目。

本文试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里我国古典作品中的几个女性形象。

一、《孔雀东南飞》——刘兰芝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一面镜子映出两汉的政治和社会面貌,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作品以时间为序,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也可以说是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别离、抗婚、殉情的悲剧发展线索来叙述,揭露了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的忠贞爱情和反抗精神。女主人公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善良,又坚强稳重,不为威逼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与焦仲卿感情笃厚,却由于焦母的挑剔被逼返回娘家。回家才十多天,在长兄逼迫下无可奈何地许嫁给太守之子。再婚前一天,兰芝与仲卿私下会见,并决心以身殉情。最后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

虽然刘兰芝以死反抗的做法不乏阳刚之气,但从现代意义上去衡量,在她倔强的死中仍蕴含着许多不够倔强的成分。首先,她对焦母和兄长所代表的封建礼教缺乏一种正面抗争的勇气,仅仅是以死来表示最后的抗议,而不是力图改变这样的环境——这也正反映出她自身因受旧礼教观念的束缚而造成的软弱。其次,她与焦仲卿的爱情是在婚后产生的,他们的婚姻本身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而不是自由恋爱的结合。这些,都使读者在她耀眼的性格光辉里隐隐感到些许黯淡之色。当然,刘兰芝的反抗,毕竟为妇女追求爱情文明迈出了第一步,值得肯定。

二、《西厢记》——崔莺莺

元杂剧《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是我国古典爱情作品中的一个划时代的女性形象。她结束了以刘兰芝为代表的旧时代,为妇女爱情文明的进程开辟了一个新阶段:爱情的产生从婚后被提到婚前——崔莺莺开始大胆、炽烈地追求自由恋爱。自然,这里已包孕着现代性爱的成分了。

单是考察这个作品本身的主题演进,我们也可以看到文明的进展。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后北宋时秦观、毛滂用《调笑令》,赵令畤用《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谱西厢十二首,歌咏过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但在原作中,作者把莺莺看作“尤物”,把张生的行为称作“始乱终弃”和“善补过”,毫不掩饰地宣扬着封建观点。人们显然不满意这种封建主题,他们在长期的民间流传中把自己对爱情文明的理想熔铸进这个古老的故事,到金代董解元整理成《西厢记诸宫调》时,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崔张出走和最终团圆代替了张生抛弃莺莺的悲剧结局。作品的着力点已集中在崔莺莺、张生为争取自由结合而同封建势力所作的斗争上。最后由王实甫在杂剧《西厢记》中完成莺莺形象的塑造,正面提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展示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鲜明主题。原来一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竟然在民间流传中被人们改造成一部反封建的力作,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妇女争取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获得进步的艺术反映。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进入读者视野时就与刘兰芝不同,她不是一个忠于婚姻的少妇,而是以一个追求爱情的纯洁少女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佛殿相逢到墙角联吟之后,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张生便由互相爱慕彼此的容貌发展到互相倾慕彼此的才华了。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强制。这样,莺莺与张生出于自由意志两厢情愿的爱情就必然和封建礼教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个斗争过程对崔莺莺这样一个身受严格封建教养的“相国小姐”来说,不仅是外在的,更是一个深入内心的复杂、曲折、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在她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之前,是有过不少顾虑甚至反抗的。“赖简”一场是最典型的例证。在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一方面由于老夫人拆散他们的姻缘而开始了内心的反抗,一方面又惧怕老夫人的威严而不敢行动。[2]她请求红娘去张生处问病,但看到张生回信时又忽地向红娘发脾气。她既写诗简邀张生月夜私会,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账,把张生教训了一顿。经过几次波折之后,莺莺终于摆脱了封建意识的束缚,与张生私下成了亲。其间,促成他们结合的关键人物是婢女红娘。这个心受压迫者的是非观和下层群众正义感的婢女,一直在积极地帮助他们斗争,不仅为他们出谋划策,送简传书,而且率直而善意地嘲讽着他们的弱点,促成他们的结合。在莺莺“赖简”时,红娘尖锐地批评她“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的作假。尤其是在老夫人发现了崔张私情,两人惊慌失措之际,红娘却从容镇定,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为他们辩理,说得老夫人不得不同意了婚事。“拷红”一折实际上成了红娘对老夫人的审问指责,集中体现了正义对虚伪、爱情对礼教的胜利。[3]

三、《牡丹亭》——杜丽娘

明代汤显祖的传奇代表作《牡丹亭》是继《西厢记》之后对爱情题材有所突破的作品。作者在本剧《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情”,就是人们的真正感情,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封建教义和家长的专横对青年人身心的束缚。《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有着和其他爱情剧明显不同的浪漫主义色彩。汤显祖让名门宦族小姐杜丽娘被《诗经》中的爱情诗唤起了青春的觉醒,在梦中接受一个陌生青年柳梦梅的爱情。梦醒哀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后不放弃对真诚爱情的执着追求,以游魂同情人生活在一起。继而她又要求柳梦梅掘她坟墓,让她复生。这种为爱情而死也为爱情而生,为理想牺牲也为理想而复活的大胆、执著的追求精神,明显高于一度犹豫不决的崔莺莺。最后,杜丽娘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然而,如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观照杜丽娘的爱情,仍可看出不少缺陷。其爱情的实现,如果说崔莺莺是借助于“红娘”,那么杜丽娘则是借助于“梦”。从本质上讲,“红娘”和“梦”都可认为是“媒妁”的代名词,不过前者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描写,后者则是借助浪漫主义手法。另外,杜丽娘也积极鼓励丈夫获取功名富贵,结局也是“金榜题名”大团圆,这也表现出她思想上的局限。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损害她整个形象的光彩,因为与前人相比,她确实标志着封建桎梏下妇女爱情文明进程中又一个坚实的脚印。相传当时娄江有一女子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后断肠而死;杭州女伶商小伶也因自身爱情上受压抑,演出《牡丹亭》时伤心而亡。可见,杜丽娘的形象有很强的感染力与典型性。

四、《红楼梦》——林黛玉

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以封建主义叛逆者的风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虽然散见在琐碎生活场面里的荷锄葬花、共读西厢、结社吟诗、泣焚诗稿是我们关于她耳熟能详的事迹;多愁善感、喜欢流泪是我们所熟悉的她的外在特征,但她艺术化人格的内在本质无疑比刘兰芝、崔莺莺及杜丽娘要坚强得多。

首先,黛玉与宝玉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的“才子佳人”式的,而是在思想一致、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爱情带有明显的现代特点。

其次,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要借助于“红娘”,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恋爱则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发生在虚幻的梦境中,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爱情则在现实的人间。而且林黛玉因家道中落而寄居贾府,生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她的恋爱就更显出了她的勇敢,她的个性也因环境的残酷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林黛玉之前的几个女性都把希望寄托在丈夫的功名仕途上,唯有黛玉不要宝玉去赶考,也从不与他谈什么“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并认为这些只是“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之流用以沽名钓誉的手段。这个思想高度是崔莺莺、杜丽娘等人所不及的。因此,她的斗争锋芒不仅指向包办婚姻,也指向了整个封建主义。

虽然林黛玉的爱情以悲剧告终,但这个悲剧反映了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矛盾,它比单纯的“大团圆”结局要深刻得多。与崔莺莺、杜丽娘等人相比,林黛玉无疑是封建长夜里妇女爱情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新人。[4]

从刘兰芝到崔莺莺,再到杜丽娘,最后到林黛玉,高中语文教材里我国古典作品中的这几个艺术形象的系列性变化,展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妇女解放的趋势和爱情文明的进展。她们的个性一个比一个坚强,她们的思想一个比一个成熟,她们的斗争锋芒也从最初的指向个别人转而指向了整个制度,由反抗包办婚姻到反抗整个封建主义。从爱情文明的角度看,她们则从忠于婚姻到忠于爱情,从一见倾心式的恋爱到互相了解式的恋爱,由依靠“红娘”到依靠自己。这些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中千百万妇女以血泪抗争而取得的艰难行进,爱情文明就在这蹒跚而沉重的步履中一点点前进。

注释:

[1][苏]苏霍姆林斯基著:李元立,关怀译,《论爱情》,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2]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43页。

[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46页。

[4]宋永毅,刘绪源著:《文学中的爱情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曾祥涌,张运明 重庆市荣昌县吴家职业中学 40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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