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物

电话是苏总接到的。这种电话自然就只用打给他了。

苏总就叫他的两个亲兄弟——三爷爷家的大伯和三伯，分头把我们从高低铺上叫起来。这天是3月15号——我太清楚这个鸟日子，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我和田春娟三年婚姻的第二个祭日——照理应该很春天了，但今年特别些，好像去年的冬天还没有走，江南这会儿也还是冰冻天。我们都住在最大的工地上，这会儿不得不离开热烘烘的棉被洞，离开那几排白色低矮的棚屋，来到工地大门口等车。午夜十一点三刻，我们缩在猎猎寒风中，才等了几分钟，就一个个咳嗽、擤鼻涕，比赛上下牙齿嘎嘎的磕碰声谁响，跺着越来越冰的双脚，但谁也不吭声。大家都清楚，谁要是开口抱怨，谁就是不孝;如果惹得苏总不高兴，这次回去就不用回上海了。

豪华大巴终于来了，我们争先恐后地上车。“有什么好抢的？大家都有座位。”苏总最后一个上车，他长过膝的皮大衣里，只穿了件火红的狐狸绒衫——据说是西伯利亚雪狐绒，薄煞煞的一件，却要十来万块钱呢。苏总坐到副驾驶座，将黑皮箱横在腿上，打开，取出一条中华烟，随手扔给司机。“张师傅，这几天要辛苦你了。”司机扭过头去，坐着都能点头哈腰：“哪里哪里，苏总客气了。人到齐了吗？”苏总说：“都齐了。开车吧。”豪华大巴这才缓缓地启动。

车厢里热烘烘的，空调老灵的，比被窝洞里暖和多了;窗外黑到家了，啥也看不出来，车轮碾在冰霜上的声音，和寒风刮过车顶的声音，单一，繁复，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疲倦。不久，车厢里就响起呼噜声。呼噜声像荒原上的春草，先是东一丛西一丛，随后生成一片，整片荒原都是茂密杂草。突然，大股寒流强劲地灌进车来，车厢里顿时春去冬来;大家迷迷糊糊地被冻醒，发现前面有扇车窗，不知被哪个缺德鬼打开了。就有人喊：“冻死了，把窗关上。”苏总就等着这句话，他扭头强调道：“大家不要打呼噜，影响司机开车。”直到呼噜声清除干净后，他才将窗关上。其实，这跟司机有啥关系？他开他的车，我们打我们的呼噜;但苏总这么说了，没关系也就有关系了。谁要是实在扛不住迷糊过去了，边上人就用胳膊肘捅他的腰，痛得他一个激灵，嘴张得老大，两眼发直，直到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才低头谢谢边上人。边上人迷糊过去了，他也这么做。大家硬是醒着熬到家，在将近四个小时的路程中，不让苏总听到呼噜声。因为他一直在抽烟，一支接一支;他每天要抽三四包中华烟，他醒着时，那根燃烧的小白棍儿，总是叼在嘴上，或夹在手指间，从不间断地冒着青烟。我们下车时，一个个就像产自云贵高原的熏肉那样够味，浑身都是浓烈的焦烟味儿。

我们回到华丰村已是凌晨四点钟光景，人间黑得没数没账;如今没有了星星的夜空，完全让人怀疑苍天是否还存在？整个村庄消失在油漆般黏稠的黑暗中，唯有四爷爷家孤独的灯火从客堂里漫出来，远天远地地亮着一个门洞，孤零零的，触目惊心，像是沉沦的大地敞开着地狱之门。村道狭窄，豪华大巴一条腿走在村道上，另一条腿走在结了冰霜的麦地里，踩出一路噼噼啪啪的碎裂声，像个双脚有长短的瘸子，摇摇晃晃地走到明亮的地狱门口。我们像从集中营的毒气室里逃出来的犯人，争先恐后地跳下车，却又被外面的寒风当头一棒，无不抖抖索索地逃向那扇有灯火的醒门。

“四奶奶！”

“四奶奶！”

“四奶奶！”

……

客堂里突然直起三张瞌   懵懂的糊涂脸来，每张脸上的五官像是被重掌击过一般，没有待在它们该待的地方。四奶奶惊恐地盯着门外，盯着我们一个个拥过去，抢着叫她四奶奶——她小巧的脸上，完全就是大清早见到鬼的表情;薄薄的嘴唇发白的小嘴都撑圆了，却没有任何声息;双肘撑在门板上，浑身依旧剧烈地颤抖——的确，我们就像一群小鬼挤在门外边，只等苏总从豪华大巴上下来，他边走边脱下皮手套，连同那只随身携带的黑皮箱，扔给追随其后的小少爷，然后高声喊：“四娘，是我。我把大家都带来了，四娘。”

“缸子呀，缸子呀，缸子呀……”

四奶奶讷讷地喊着缸子呀，就像基督教徒喊着上帝一样，慌忙起身，一瘸一拐地朝大门外走去;苏总在屋檐下站住了，撑开双臂，有些夸张地搂住扑进他怀里的四奶奶。四奶奶站直了，脑袋也只到他胸口，现在，她的脸只贴到苏总隆起的肚子上。苏总一只手搂住四奶奶的肩，另一只手上下抚摩她瘦瘠的背，四奶奶嘶哑地哭喊道：“缸子呀，缸子呀，缸子呀……”

“四娘，我在，我在。”

“缸子呀，我可怎么办呵？”

“四娘，您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缸子呀，我可怎么办呵？”

……

苏总搂着四奶奶，半抱半推地把她扶到东房里，安排她睡下，然后脸板板地出来，劈头直问我妈她们：“怎么让四娘守夜？这么大年纪，你们不知道吗？”我妈说劝过她不知多少回，但四奶奶就是不肯去睡。苏总眉头一皱：“那你们就随她去了？”我妈她们就不敢再响了。苏总亲自点了三炷香，在四爷爷的牌位前下跪，磕头，将三炷香插入香炉中。接着是小少爷（大少爷和二少爷留在上海管工地）。然后是我们大家，也不分辈份，也不点香，要不，小香炉里哪插得下那么多香呵？我们挨个儿下跪，磕头，然后退到一边;我们依旧像是在上海工地上，自觉地等着苏总安排。苏总让一半女人留下来守灵，另一半女人去烧点心，说这会儿大家又饿又冷，得吃点热的。接着他给男人分配明天——不，是今天——的工作：谁去火葬场购买纸棺材和骨灰盒;谁去龙居寺陵园购买墓地;谁去张家园找大厨“缺嘴巴”，置办多少桌豆腐饭，每桌规格多少;谁去寿礼店购置多少花圈多少花篮多少垫被;谁去找白塔寺住持无灯法师，就说是他说的，带十二个法师过来做法事……苏总自从有了钱，就有了信仰，他开始信佛而且信得虔诚，与白塔寺住持无灯法师亲密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上海那几个工地，每个工地动工前，苏总都要接他过去，做一场法事，解结消灾。我被分在守夜和打杂组，天亮后要在村里借到三十套桌凳。不久就有人来叫大家都去隔壁吃鸡蛋面，大家就一伙笼地走了，但我没有去。我就是这个性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需要有个人留下来，那个人就是我。就像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最后需要有一个人出局，我便黯然退出。我独自坐在四爷爷家的客堂里，守着门板上的四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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