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防疫的失败

这给其他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带来些许压力。最新一期《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血吸虫病人共有240597例，452个县（市、区）流行该病，其中有71个县尚未达到传播控制。

防控部门担忧，全国很难都如期实现国务院的既定目标。

死灰复燃

王连庆在一次皮疹后到医院检查出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当时年轻力壮的他并没当回事，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便继续赶牛下地干农活。

“庄稼人，活得没那么仔细，吃饱饭能干活就行。”王连庆向《财经》记者回忆。

1999年前后，王连庆的肚子开始因肝腹水越来越大，这时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大肚子病”。想起邻近“寡妇村”的惨剧，王连庆害怕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血吸虫病在江陵县泛滥，“晚期病人非常多，大肚子随处可见”。胡合华介绍，由于一个组的男劳力全部因血吸虫病病死，该县白马寺镇同兰村被称为“寡妇村”。

王连庆再也不敢耽搁，“我要是死了，家里人怎么办？田谁来耕种？”医院检查结果让王连庆感到绝望，血吸虫病晚期，需要进行切除脾脏手术。对一个靠两亩水田糊口的家庭，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几万元钱的手术费根本拿不出来，更别提后续的治疗与休养费用。

无奈之下，他辗转联系到在洞庭湖上打鱼的叔父，却得知叔父一家三代都得了血吸虫病，常年在湖上飘摇的家早已被“瘟神”掏了个底朝天。王连庆只得向村里挨家借钱完成了手术。见到记者时，王连庆已经不记得是第多少次来医院打针拿药，“等死都等了十几年了”。

王连庆看病的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湖北省血吸虫病临床诊疗中心。该院血吸虫病内科肝胆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烈全向《财经》记者介绍，医院每年都要接诊200多例血吸虫病晚期病人、700多例慢性病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始掀起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成功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国家。然而，40年后，血吸虫病在全国多地死灰复燃，感染人数一度达到近百万。血吸虫病患者多时，医院连病床都不够用，过道里排满了病人。刘烈全介绍，晚期病人出现肝硬化和腹水，“那就比较难治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分析，长江流域频发洪涝灾害，尤其是1998年特大洪水，使血吸虫病流行区钉螺扩散加剧，几十年通过灭钉螺取得的防控成果毁于一旦。钉螺为血吸虫的宿主。

对于1998年洪水的影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聂品有着更深的认识。

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人更多审视人类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尤其关注围湖造田对长江水系的影响，为此国家为根治水患制定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方针。

“退田还湖，为钉螺创造了大片的滋生地，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的原因之一。”聂品分析。

聂品的博士学生焦冉为完成毕业论文跑遍了国内血吸虫病的流行地区，她告诉《财经》记者，曾经在采样时多次见到钉螺爬满了整个墙面，“轻轻用手一拨就掉下来上百个，拿回实验室一查大部分都呈阳性，都感染了血吸虫”。

2012年，全国急性、慢性以及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共有24万多人。送“瘟神”，再度被中国人提上日程。

灭螺杀牛

在血吸虫的生活史中，钉螺是唯一的中间宿主，人们把灭螺作为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主要手段。

血吸虫寄生在人或宿主动物的血管内，所产虫卵由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感染中间宿主钉螺，在钉螺体内发育成熟后大量逸放出尾蚴，尾蚴钻入人或动物宿主，又发育成为成虫，交配产卵，引起病害。

尾蚴侵入宿主24天后，雌虫开始产卵，一条雌虫每日产卵1000个左右，五周后宿主粪便中可出现虫卵。血吸虫在人体内可存活长达30年或40年。

感染了血吸虫病，初期会发热、拉肚子等，反复感染或久治不愈可引起肝硬化、腹水，严重者影响生长发育，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危及生命。

60多年的血吸虫防控工作就是一部灭螺史，可“年年灭螺、年年有螺”。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血吸虫病室研究员曹淳力说：“即便有的省份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钉螺仍是隐患。”

生活在河、洲滩的钉螺滋生繁殖力很强，一对钉螺一年可以繁殖1000颗。滩涂的钉螺一旦感染了血吸虫毛蚴，等于整片滩地就全部被感染了。

5月21日，正值湖北一年两季的灭螺行动。防控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药物氯硝柳胺喷洒到滩涂、田间沟渠等钉螺易滋生地。灭螺不易，钉螺本身生存能力就很强，如果遇上发洪水的时节，本来没有钉螺的地区会立即铺满钉螺。

曹淳力还碰到过更棘手的情况：工作人员将灭螺的药喷洒完后第二天正赶上下雨，药品随雨水流到鱼塘，整塘的鱼都被毒死了。钉螺逃生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经费就此打了“水漂”。

杀牛是控制疫情的另一手段。

在田间埂上，水牛是江南田园梦想的最佳点缀。殊不知常年在水田中耕作的水牛极易感染尾蚴，再加上随处大便，粪便量又多，水牛对血吸虫病传播的贡献率高达80%。

杀牛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做法出自江西省，后作为经验推广开来，多个疫情流行省实行“以机代牛”政策：政府部门收购耕牛宰杀，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作为补贴购买农机。

“一开始确实起到了效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杨德国成长于疫区的湖北公安县，他感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水牛仿佛在一夜之间蒸发了。

很快这一政策遭到了民俗与民风的抵触。血吸虫病流行区多是农村，水牛耕田是沿袭了几千年的耕作方式，不少人在拿到国家补贴交牛之后，偷偷买牛继续饲养耕作。水牛数量开始反弹。胡合华很无奈，“老百姓还是没有认识到血吸虫病疫情的严重性，我们也只是见一头杀一头，不能整天在田里盯梢。”

从王连庆开始得病到现在，家里已经换了两茬牛。“地少，家里人不会用机械，养了牛还能卖不少钱呢。”5月26日，王连庆对《财经》记者说。

农民对于血吸虫病的无知与麻木让焦冉震惊。她在农田、滩涂采样时都要全副武装，生怕碰到疫水后感染。可在受污染的水田里，农民赤腿裸膊，照样劳作。

“我多次问不怕得血吸虫病吗，他们说没事，吃药就好了。”焦冉很无奈。国家免费发放的药品吡喹酮能杀死体内的成虫，可虫卵会永远留在体内排不出来，反复感染就会导致慢性血吸虫病，甚至发展至晚期。

无效防控

近年来，各血吸虫病流行区为了实现国家中长期规划的目标下了很大的功夫灭螺、杀牛、查病，可是在上报成绩时还是出现了不少造假的情况。

“很多疫情数据都是粉饰过的。”一位处于疫区的副镇长透露。这位副镇长担心，经过粉饰的数据上报汇集到上级决策部门，会影响上级部门对全国疫情、特别是重灾区疫情的判断，“这样相应的项目与下拨的专项经费就会不够用，形成恶性循环”。

胡合华就感到了经费的捉襟见肘。拥有36万人口的江陵县每年卫生血防就要花费800多万元经费，主要用于查治病、购买灭螺药品、人力投入。“我们县属于血吸虫病重要疫区，有项目支持，可是一旦项目到期，经费就没有着落了，疫情就很有可能反复。”胡合华说。

日本也曾深受血吸虫病之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渐趋发达的日本开始下大功夫灭螺。日本政府不仅将田间的沟渠全部实现了硬化以消灭钉螺的滋生环境，还在河滩、洲滩等其他滋生地一片不漏地用药、用火等方法灭螺。几年后，终于彻底消除了血吸虫病，实现了传播阻断。

在中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中，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均已达到传播阻断标准。聂品分析：经济发达了，才能为血吸虫防治提供持续的支撑。

中国科学院于2009年完成的《长江中游地区血吸虫病防治现状与对策》院士咨询报告同样指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血吸虫感染的相关性越小；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能力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安全用水、文化教育等等，从而使居民远离疾病。

在聂品看来，中国血吸虫病的防治陷入了“运动式防治”的怪圈。“去年消厕所，今年灭钉螺，明年治病人，再一年杀耕牛。哪一项都没有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拿灭钉螺来说，要是加大投入、持续地做十几年，肯定能收到比现在要好很多的成效。”

聂品主张将农田系统、灌溉系统、血吸虫病防治、农村卫生整合在一起，综合农业、农田水利、卫生环境改造、建筑等相关团队来参与建设。“中国已经到了有钱来实现综合整治的时候。搭上新农村建设的列车，用综合整治代替运动式防治，这才是消除血吸虫病的王道。”聂品称。

5月，南方进入雨季，多地相继爆发了洪涝灾害，这让基层的血吸虫防控工作人员与研究专家忧心忡忡。

坐镇江陵的胡合华担忧尤甚。

“全国血防看两湖，两湖看四湖，四湖看江陵。”这是血防工作中的“谚语”，两湖即湖南、湖北两省，四湖指鄱阳湖、洞庭湖、洪湖、东湖四个湖泊。

江陵县，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北岸，垸内有三湖、白鹭湖，属四湖腹地。在江陵县白马寺镇的一片水田中可见，水牛在耕作，田间的一级水渠、二级水渠基本都实现了硬化，可是更小的贯穿田间的低级水渠未硬化，而这些低级水渠的数量巨大，适合钉螺生存。

在即将到来的雨季与洪灾面前，处于“虫窝子、水窝子”的江陵县显得不堪一击。

推荐访问:防疫 失败 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