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城文本

第一卷

第0章 何为彼岸

我垂垂老矣，两眼昏花，步履蹒跚。每天黄昏在大西洋海边拄着龙头拐杖漫步，眺望浩渺无际但幻影迭出的大洋波面。我的白天属于美洲鹫盘旋不已的弗吉尼亚（Virginia），属于拥有美人鱼雕塑和二战屡立功勋的64号航母的诺佛克（Norfolk）；夜晚则属于太平洋西岸的舟城，属于客厅墙上那幅有关舟城的油画—矗立于扬子江边的一座雄峻古塔。那是舟城不可替代的唯一地标，你看塔下灰蒙蒙的成片屋舍因它而不再卑微、昏暗，甚至有了一种朝上飞升的感觉。这幅油画是父亲一位老友根据老照片临摹而成。那塔我登临过好多次，塔的每层都有许多龛嵌着佛像，全塔共有六百余尊，故称“万佛塔”。塔下有一寺，名抱江寺。“舟城”的来历，据说是风水先生判定这里地形似船，须建浮屠以镇水妖，同时须铸造一对大铁锚置于寺门前，以防止它随波漂走。结果，城东之塔成了城之桅杆，灰蒙蒙的城墙酷似船帮。不过父亲另有解释，他以为此舟乃东方的诺亚方舟。母亲笑他迂执。父亲板着脸说，这不是巧合，天意如此！

同事和邻居称我哈里·麦勒先生，鲜有人知晓我的中文名字：宁舫。至于我的昵称“胖飞机”，更无人知道。没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我的父母“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彼岸世界，成了被上帝“移栽”的无根之物—作为美国圣公会医学传教士，在舟城相遇相爱并整整工作了四十余年，而我只是父母随风播撒在舟城的一粒草籽。在那儿，我破土、抽叶并且长大，喝扬子江水，吃江毛水饺，听二胡弦声、徽调绵长的余韵以及涛声和塔铃被江风忽地放大的悠远与静穆。在那难以忍受而又幸运无比的纬度上，我度过了青葱岁月和弹雨横飞的艰难时日—如今它们全部熔入民国最后一抹血红的斜晖中了。

母亲说我出生时舟城发生了两件事：菱湖嘴清军火药库发生剧烈爆炸，饮马塘模范监狱犯人趁夜色暴动越狱。我至今不知道这两件事是否存在关联，如果存在关联的话又是什么人策划的。爆炸使广仁医院的好几扇窗玻璃震得粉碎，摇篮旁的牌骨凳上搁着一颗苹果和一只青花杯子，苹果滚下来蹦得老远，青瓷盖子啪的一声震到地上碎成几瓣！但我在摇窝里并未哇哇大哭，表现得超级坚强。

二十年代中期，父亲多次要我回美国读书，都被我拒绝了。1927年春，广仁医院被北伐军占领，父亲不得不带着家眷离开舟城回国。我是被逼无奈才返回美国的。这埋下了我与父亲不睦的死结。我不愿离开舟城的原因，肯定与舟兰有关。一年后局势平静下来，父母返回舟城，而我进入弗吉尼亚医学院读书，不久陷入与同系女生丹娅的热恋中。毕业后我做了牙科大夫，后来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驾飞机，于是投考兰黎空军学校，之后成了一名民航驾驶员，并与丹娅结婚。我一直想回中国看看，但是丹娅完全不理解我对舟城的这份情感。我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自己返回中国直至内战结束，却要求我和妹妹留在美国读书和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我读到英国女传教士格拉蒂丝·艾伟德的自传《我的心在中国》，后来又读到英国作家艾伦·伯斯奇据此创作的传记体小说《小妇人》，再度燃起了对中国无法抑止的思念和重返舟城的强烈渴望。不久，陈纳德将军在美国招募飞行员，我立刻辞去在民航的职务，报名加入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1941年9月我如愿重返中国参加对日空战，直至日本投降后离开。

距最后一次离开那儿，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老了。“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何为彼岸？我一直生活在此岸的彼岸中无法摆脱。人老多梦，常常梦见的是城墙、亭阁、佛陀、青衣、江豚和绶带鸟，还有我追恋的中国姐姐舟兰—她靠在大观亭边的一棵秀拔的青杨边，在薄暗的暮春散发着微茫而凄迷的气息。事实上在我的皮囊里寄居着两个人，一个是哈里·麦勒，一个是宁舫。后者是隐形人，一直在此岸过着无根的白昼生活，只在夜半才突然惊醒。我怀疑那个叫宁舫的年轻人一直游荡在那儿，他不曾也不会漂洋过海回到弗吉尼亚。回来的只是哈里·麦勒，那个沉默寡言的飞行员。尽管他再度披甲出征朝鲜战争，但最终不得不回到职业生涯的起点，重拾当年干过的行当：牙科医生。

同事们会说，宁舫·麦勒这个名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其实是烙在我身上的文化文身。不错，我是白种人的后代，但在文化上我是混血儿。父亲和我都自称舟城人，都喜好汉文化。当父亲将“Norfolk”写成“诺福克”时，我固执地写成“诺佛克”。他习惯于将巨河漫长的雨季写成“梅雨”，而我则写成“霉雨”。一字之差，微妙地显现了父子之间的差别。我与父亲关系不睦，甚至有些剑拔弩张，除了上述原因，还源于父亲是虔诚的上帝之徒，理所当然成了我年轻时的精神导师。而我渐渐偏离了他所划定的既定轨道，信奉佛教并成了居士。父亲认为，舟城人的想象力大都集中在与儒释道相关的事物上，其他方面贫乏得像盐碱地。圣公会最初在舟城传教租不到房子，只得在城西租了一座庙，里面供奉着观音菩萨，结果God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落脚”在那儿。我以为，这恰恰证明各种宗教并非相斥，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片屋宇下。在舟城及周边乡镇，同时供奉佛陀、老君和孔子的寺庙并不少见。我甚至提出，既然人类始祖来自非洲，那么佛祖和耶稣的传说是否也是一个来源两个版本？还有，神并非一成不变。观音菩萨从印度传入为男神，因中国妇女对他特别迷恋，无论许愿、祈祷还是忏悔，都面朝观音而拜，时间一长男神竟衍变成女神。后来禅宗出现了，佛教不再板着面孔了，禅宗的源头就发端于舟城周边的崇山峻岭。

母亲为父子冲突而大伤脑筋。但她的中和能力是最强的，她在信中一会儿写“诺福克”，一会儿写成“诺佛克”。而“梅雨”和“霉雨”会交替出现，更像是一个雨季的不同侧面—凸面或凹面，正面或反面。在大家庭中，她就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太平洋。

父亲晚年絮叨好几次差点丢掉性命。譬如在我出生不久，整个中国席卷着推翻帝制的无边战火，舟城陷入噩梦般的无政府状态，浔军和盗匪趁机大肆抢劫，焚烧店铺的大火映红了整个江空。又譬如民国二年闷热的炎夏再次响起了枪声，讨袁军与袁军在舟城爆发了激烈冲突，爆豆般的枪声很快向城内延伸，在督府方向交织成一片呼啸的烟雾，几发炮弹落在医院大门前将部分墙体摧毁了。父亲说那时若死于非命就不会有胖飞机了，也不会有父子之间关于上帝以及佛陀和基督的无休止争论了。他坦承，有两次在江边陷入困境，要不是那个神秘的艄公，结局很可能不一样。但他不知道艄公姓甚名何，后来再也没见过他。父亲临终前说出了他内心的遗憾。他一生救治病者无数，可是在最后时刻除了上帝，仍记挂着那个有恩于他的巨河上的老艄公。然而，舟城人还记得他吗？还记得那个深目高鼻、穿白大褂的“洋鬼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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