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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代中国诗歌的现代性重构

时间:2022-03-26 09:50:37  浏览次数:

第一章导言

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普遍重视从“朦胧诗”肇始的诗歌变革潮流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诗歌及“颂歌”风格的对话意义,强调其“拨乱反正”的历史价值和美学创新,却对他们立足“今天”,自觉进行中国诗歌现代性重构的特色有所忽略。

实际上,所谓立足“今天”,就是自觉面向当代生活和精神症候,寻找救赎与革新之路。1978年12月创刊的《今天》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变革的起点,就是由于它呈现了文革废墟上開始滋生的虚无主义气息,及其青年一代的挣扎与抗争。现在看来,《今天》创刊号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面对当时的虚无主义语境,无论是诗歌《回答》(北岛)、《天空》(芒克),小说《在废墟上》(石默),还是评论《评<醒来吧,弟弟>》(林中),或者翻译《谈废墟文学》(亨利希-标尔著,程建立译),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虚无主义已经成为呼吸的空气,我们该如何面对?

1.1为什么是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雅可比提出,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

实际上,“虚无主义”是关涉价值观的理论概念,与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概念要有区别。作为价值论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现代情绪和特殊文化体验,是~种体现现代性风险的文化危机。尼采最早意识到它是欧洲两百年的一位可怕的客人。尼采之后,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中,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及社会理论都身陷其中。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开篇就提到了尼采的预见,表明他对虚无主义的担忧。他认为“价值虚无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特色,根本上是现代性本身出了问题,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文化裂变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脱节断裂的结果”。[1]在现代社会,虚无主义体现为价值体系崩溃、丧失信仰,否定人生意义。这种文化危机随全球化的现代性已经普及为人类文化现象,目前出现的恐怖主义浪潮是突出表征;在中国当下社会,则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等。

对虚无主义的研究及克服途径的寻找,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重要题闽。也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其余各主流学派的主要课题。但以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进程尚未引起对虚无主义的警惕,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然而,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当代中国诗歌,由于其先锋性及艺术敏感性,显现了现代中国在社会转型中虚无主义的存在和蔓延。因为对现代化的渴望及参与,当代中国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虚无主义是持抵制和解构姿态的,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精神,属于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艺术特征。由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需求,还没有形成对现代性风险的高度重视及批判。因而,对种种社会问题背后的虚无主义根源也未有理论体系总体性的研究和对策,这必定和已经显现出对现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从这一角度展开当代中国诗歌审美精神分析研究,可以体现当代中国诗歌的时代性及艺术救赎功能。也可以找到当代中国诗歌因此而形成的审美自律性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既可以成为当代中国诗歌与现代性关系的文化史,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诗歌写作者的文本史及精神史。实际上,也能成为当代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

最后,与曰渐衰落的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由于当代中国诗歌生成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盛期,通过对虚无主义的显现与抵抗,当代中国诗歌的文本具有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本性和审美自律特征。

从本体论上讲,“虚无”是人生的情绪体验。海德格尔将之相对于“存在”。他指认:虚无产生于一种普遍厌烦的时刻,一种差别消失的时刻。海德格尔研究虚无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人的存在,有积极的意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体系性的虚无理论,如老庄的“无”,佛教的“空”,都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种源流性的传统文化资产。在艺术体现中,对生命的痛苦追问,对命运的迷茫倾诉,都是能起到心灵净化作用的审美活动,这也是当代中国诗歌审美精神的重要表现。优秀诗人及典范文本中的乌托邦倾向因而具有积极面向未来的审美特征,体现了面对世俗社会的艺术救赎功能。

总体上,围绕着虚无主义题阈,可以找到研究当代中国诗歌生成的新通道,可以确定当代中国诗歌的时代性、审美自律性及由此而得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1.2穿越虚无主义的迷雾

虚无主义是人类文化的表征之一,具有宗教意义和哲学源头的终极性根源。

在欧洲,我们可以从诺斯替主义、犬儒主义找到虚无主义的弥漫气息。也可以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那里看到对虚无主义的疑问。当然,还可以回味叔本华的悲伤。在面对虚无主义的绝望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西方的弥赛亚情节,以及为什么他们一直在“等待戈多”。

因为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人类社会拉开了“现代”的序幕,开始“启蒙”,并步入“现代性”进程。“人”成为主体的开始,也就是丧失自己的开始。到现在,我们都被“规训”着,并生活在海德格尔的“座架”上,马克斯·韦伯的理性“铁笼”里。

海德格尔指出:“‘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还在规定着现在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2]

尼采是以“后现代性的开端”身份看到在他之前的二百年来的一位最可怕的客人(戈多?)正在叩门:“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的东西:虚无主义的来临……对于虚无主义即将到来这一事实,我在这里不加褒贬。我相信有一次极大的危机,将有一个人类进行最深刻的自我沉思的瞬间;人类是否能从中恢复过来,人类是否能制服这次危机,这是一个关乎人类的力量的问题,这是可能的……”[3]732.

特别重要的是“这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因为尼采对虚无主义采取的是迎刃而上,积极斗争的姿态。他认为现代性的后果是“最高价值的崩溃”,是: “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这件事过于重大、遥远,过于超出许多人的理解能力,故而根本没有触及到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明白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以及哪些东西将随着这一信仰的崩溃而坍塌。有许多东西,比如整个欧洲的道德,原本是奠基、依附、植根于这一信仰的,断裂、破败、沉沦、倾覆,这一系列后果即将显现”[4]。尼采的这段警言,意味深长,足以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警醒,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目的:这就是,尼采之后该轮到我们面对虚无主义,抵抗虚无主义了。因为尼采还说: “此在,如其所是的此在,没有意义和目标,但无可避免地轮回着,没有一个直抵虚无的结局! ‘永恒轮回’。此乃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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