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与湖北早期佛像的关系

内容摘要：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有摇钱树佛像、墓葬雕刻佛像和陶佛像，年代以东汉时期为主；湖北早期佛像有陶瓷器、铜镜和鎏金铜牌佛像，年代是吴晋时期。两者部分图像志有相似之处，反映了西南早期佛像对湖北的影响。两地差异是：西南均为说法坐佛，仪轨规范，佛像载体与丧葬有关；湖北多施禅定印坐佛，佛与菩萨衣着和发式混淆，佛像载体为实用器。两地差异反映了二者粉本的来源不同。

关键词：西南；湖北地区；东汉吴晋；佛像；交流和来源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0—4106(2011)04—0015—06

我曾经指出，佛像载体、布局和艺术风格的演变，长江流域的汉晋佛像总体上呈顺江而下的传播趋势。近年来，随着图像志清晰的汉晋佛像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西南地区和湖北省这两个邻近地区的早期佛像的关系不仅仅是传递那么简单，比如，西南地区流行说法的佛陀像和湖北地区盛行的禅定坐佛像，就可能昭示它们的来源不同。过去的比较研究过于粗疏。因此，本文打算进一步对二者进行图像志比较，勾勒它们之间的传承轨迹，更重要的是，分析两者的差异及其原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早期佛像仅指佛教偶像，其他与佛像有关的人像和佛教象征图案暂未涉及。

一　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的早期佛像

1.西南地区佛像有摇钱树佛像、石雕佛像和陶塑佛像。其中，摇钱树佛像发现的数量最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枝叶佛像，一类是树干佛像，20株摇钱树上共计69尊佛像。

第一类，枝叶佛像，位于树顶叶片之中，有四川安县和陕西城固两例。佛像坐于璧上，佛头后两个同心圆构成圆形项光，边缘有匀称的六个小圈，头发梳成一个大髻，额中施加白毫相，大眼，上唇有八字胡，胡须尾部分别向上弯曲，穿圆领通肩衣，镶莲瓣纹边，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赤足从裤管中伸出，脚趾向下，呈盘腿状，显示结跏趺坐。佛旁侧立一人，戴尖顶帽，大眼，高鼻，张口。佛项光之上为侧立莲花，两侧为八瓣莲花，其下各侧立小莲花(图版9)。

第二类，树干佛像，以蒙古人种面型和欧罗巴人种面型分为A、B两型。A型有安县的5尊；丰都的1尊，出土于东汉延光四年(125)纪年墓；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的1尊；梓潼的5尊。共计12尊。B型佛像，其中四川绵阳何家山的1株5尊，双碑的2株4尊，河边的1株2尊；重庆忠县的3株14尊；开县的5尊；陕西汉中的2株6尊；贵州清镇的1株2尊；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1株6尊；国家博物馆收藏的5尊；日本私人收藏的2株3尊；英国收藏的1株1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收藏。共计16株54尊。摇钱树干佛像特征：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顶有肉髻，甚为硕大，上唇有向两侧、向下斜直的口髭，深目高鼻，面形瘦削，具胡人面型。穿通肩大衣，领口下垂，衣袖折皱纹路明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以拳握衣角，衣角甚长，延经右手腕下垂，中央形成U形，结跏趺坐(图版10)。

摇钱树佛像分布范围较为广阔，以四川地区(含重庆市)为中心，以及邻近的陕西南部、贵州等西南地区。从发展和演变趋势来看，摇钱树佛像可分为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东汉末期和蜀汉时期，共计四期，流行100余年。

石雕佛像雕刻于四川乐山麻浩和柿子湾崖墓，头后有圆形项光，头顶作肉髻，V形衣领，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胸腹前有三重U形衣纹，似结跏坐。

陶塑佛像在四川彭山和云南昭通共发现两尊。昭通陶佛像，螺发，面庞丰润，双眼微合，高鼻且大，V形衣领，身穿通肩衣，向下形成五重长长的U形衣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衣袖有较宽且深的纹路，通肩衣背面从上到下形成七层略呈平行的圆弧形衣纹，似结跏坐。彭山陶座佛像，一佛二胁侍，佛像居中坐姿，束发螺髻，身穿圆领通肩衣，从胸前到腿部，自上而下呈现九重由平缓到圆弧形衣纹，具有厚重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二胁侍一僧一俗。

2.湖北地区早期佛像有陶瓷佛像和佛像镜两大类。佛像铸于铜镜、刻于铜牌、塑于青瓷器(唾盂、熏炉、酒樽)上面：鄂州9件佛像镜，5件佛像陶瓷器；宜昌西晋青瓷博山炉有3尊对称坐佛；武汉莲溪寺存铜牌佛像。其中，鄂州出土佛像镜、釉陶佛像和武汉莲溪寺佛像图像志清晰，最具代表性，其手式各有特点，可分三型。

A型，鄂州市东吴墓M4出土釉陶佛像，穿尖领通肩衣，胸腹前有四道U形衣纹；衣角从两肘搭过，均匀覆于双腿上，手下有数道圆弧形衣纹，双手相叠平放腿上，结跏趺坐(图版11)。

B型，鄂州出土佛像镜，现由私人收藏。佛坐于龙虎座上，头后有三圈横椭圆形项光，头顶有小肉髻，穿通肩衣，尖领(非右衽)，用阳线纹表现衣袖的细密，衣领下有三道弧形衣纹，双手相叠贴于腹前，手下有两道弧形衣纹，结跏趺坐，腿上有细密衣纹②(图版12)。

C型，武汉莲溪寺东吴墓鎏金铜牌佛像，立姿，头后有圆形项光，肉髻硕大，颈戴项圈，上半身裸露，双手自然上举，披帛从身后绕至双手臂下垂，自然飘逸，下半身穿裙，赤脚站在由三瓣尖锐的覆莲构成的圆形莲座上。莲台两侧各向上伸出一束花苞形莲花。

二　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早期佛像的比较

1，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早期佛像的某些图像志有相似之处。

首先，湖北发现了最具西南地域特色的摇钱树佛像。近年来，邻近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地区的房县和郧阳县陆续公布当地发现的摇钱树干佛像：房县5尊，郧阳县3尊。两地佛像风格相似：头后无项光，以方孔圆钱作背屏，制作简练，是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的特征。摇钱树是以四川地区为中心分布于西南地区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物。这种文化现象向周边辐射，位于峡江地区的湖北秭归就曾出土过摇钱树。因此，两地摇钱树佛像显然由西南地区传入的。

其次，两地佛像的某些图像志有相似之处，可以从项光、衣纹和莲花三方面加以类比。

武汉莲溪寺铜牌佛像和鄂州五里墩佛兽镜佛像，头后有圆形项光，与四川乐山东汉麻浩和柿子湾崖墓雕刻佛像形状相似。鄂州私人收藏的兽镜佛像，横椭圆形项光与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墓出土的摇钱树佛像类似。该镜佛像胸腹前有圆弧形衣纹，与四川彭山东汉陶座佛像的相似。鄂州塘角头釉陶佛像的V形衣领、胸前的U形衣纹，与云南昭通东汉陶佛像和四川乐山麻浩石刻佛像的相似。

武汉莲溪寺铜牌佛像是站立在圆形莲座上，莲台两侧各向上伸出一束细长而弯曲的莲茎，上端有花苞形莲花。莲花与佛像的组合，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汉中期的四川安县和城固东汉摇钱树枝叶佛像上。佛像头顶有中央的侧立莲花和两侧的俯视盛开莲花，佛两侧则有侧立莲花。这些莲花均由藤茎之属连接，形成佛像的背屏。四川绵阳双碑东汉墓和重庆忠县涂井蜀汉墓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佛像两侧的方孔圆钱上，也有这种类型的莲花，较为丰满。

2，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早期佛像的差异主要

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南地区佛像单一，均为施无畏印的说法像；湖北地区多为施禅定印的坐佛，还有菩萨像，八佛和飞天。

西南地区东汉中期佛像，是袒右和穿通肩衣、施无畏印的说法坐佛；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佛像，是施无畏印的说法坐佛。唯一的例外是，梓潼摇钱树树干佛像与过去发现的摇钱树树干佛像不同，其特征是：裸体，头、鼻较大，大眼圆睛，大耳，右手握左手贴于胸前，跽坐；人像两侧有枝叶组成的背屏，背屏四周有芒刺；中央人像右侧有一侧身人像，面向佛像，双手扶其臂部，单腿下跪，单跪人像之上有一朵八瓣盛开的莲花；中央人像左侧立一马，面向佛像，马之上也有一朵八瓣盛开的莲花。其组合形式可能表现了释迦太子出家和成道的经变故事。

湖北地区佛像多为穿通肩衣、施禅定印的坐佛，禅定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鄂州私人所收藏的佛兽镜佛像双手贴腹；另一种是鄂州市塘角头东吴墓M4出土釉陶佛像，双手重叠平放于膝上。

武汉莲溪寺铜牌佛像，头后为圆形项光，颈戴项圈，上半身裸露，披帛从身后绕至双手臂下垂，下半身穿裙，赤脚站在圆形莲座上，两侧伸出莲花等，表明这是一尊较为典型的菩萨像。

鄂州铜镜有八佛和飞天。八佛造型简略，均为相同的禅定坐佛。飞天也非常简略，人像作腾飞状，只见像剪纸一样的人物轮廓，从头上的一道圆形项光勉强判断是飞天。

(2)西南地区佛像仪轨规范，题材单一，均为成道后的佛陀形象。湖北佛像题材丰富，除禅定坐佛外，还有菩萨、八佛和飞天，但佛像仪轨较为混乱和模糊，佛与菩萨的穿戴混淆。例如，武汉莲溪寺铜牌佛像是菩萨形象，但是头上却着佛陀之肉髻；鄂州私人所收藏的佛兽镜佛像，身着佛陀通肩服，但头上似戴佛成道前的菩萨冠。鄂州七里墩佛像镜，佛坐双兽座，其原型来自于上游地区的西王母之龙虎座。

(3)西南佛像载体与丧葬有关，湖北佛像载体为实用器。

西南地区发现最多的佛像载体摇钱树，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冥器。树上生长方孔圆钱是摇钱树的超现实特征，它不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而是对死后世界的期盼，所表达的思想是，墓主在来世还要企图获得财富，过着长生不老而又不劳而获的生活。刻于乐山墓额和塑于彭山陶座的佛像也与丧葬有关。但云南昭通陶佛像则具有不确定性。

湖北佛像铸于铜镜、刻于铜牌、塑于青瓷唾盂、熏炉、酒樽上面。杨泓认为，武汉莲溪寺铜牌是马具的带饰。显然，上述佛像载体都是实用器。只有1件具有不确定性，那就是鄂州塘角头釉陶佛像。它出土于墓室甬道，两侧有胁侍俑。其独立的偶像造型和两侧的胁侍显示它的尊崇地位，虽然出土于墓中，但也不能排除是墓主人生前崇拜的偶像。

两地佛像载体的功能差异，也暗示佛像功能的不同：西南地区佛像服务于墓葬，反映了时人希望通过祈求这位外来神灵，满足对墓主人来世的关照。湖北地区佛像载体是实用器，说明佛像是生人的偶像。虽然这些佛像出土于墓葬，也包含庇佑死者的用意。

三　早期佛像在西南、湖北地区的传承和变化

1，关于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早期佛像的传承关系，我过去已经论及。在这里，我想进一步指出，两地的传承性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两者部分图像志的相似性和年代变化，西南佛像偏早，而湖北佛像则偏晚；其二，鄂州市塘角头釉陶佛像出土时两侧有侍俑，这种一铺三尊格局在安县和城固摇钱树佛像也能见到；其三，西南地区铜镜龙虎座上的西王母被湖北铜镜的佛像所取代；鄂州七里墩佛像镜坐双兽座，其原型来自于上游地区的西王母之龙虎座和由其变形的双兽座。其四，湖北房县和郧阳县出土了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的摇钱树佛像。这些特征反映了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对湖北地区的影响。

2，西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早期佛像存在阶段性的变化

(1)西南地区佛像风格受到了印度秣菟罗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湖北佛像则更多地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摇钱树树干佛像，双眉相连、凸起于表面，是秣菟罗佛像的显著特征，秣菟罗出土的1一2世纪的佛头即有。不仅如此，秣菟罗出土的1一2世纪的太阳神、耆那头像和罗摩像也都是大眼圆睁、双眉相连、凸起于表面。这些都是印度本土的表现手法。摇钱树干A型佛像是面庞丰满的蒙古人种面型、袒右、U形衣纹未受到印度贵霜朝迦腻色伽三年、四年(80、81)秣菟罗佛像的影响。后者的特点是，圆形项光，圆脸，大眼，略呈微笑，袒右，左肩斜披半透明袈裟，左肩及手臂衣纹细密，施无畏印，跏趺坐，露足，双足底向上。摇钱树干B型佛像的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则同犍陀罗佛像多有相似之处。树干佛像左右手之间下垂的U形衣纹，与印度秣菟罗出土的“王与佛陀”浮雕中的人物中两手中间下垂的U形披帛非常相似(图版13)，美国学者祖玛(S.J.CzUma)认为该龛雕像的年代为公元1世纪。迦腻色伽五十一年(公元2世纪)坐佛胸前也是长长的U形衣纹。此外，摇钱树佛像衣袖纹路细密的特点，与迦腻色伽三年、五十一年秣菟罗佛像也相似。另外，摇钱树佛像大肉髻、八字胡、穿圆领通肩衣的特点，在英国学者马歇尔(John Marsha11)指出的公元1世纪后半叶的犍陀罗独立圆雕佛像中也能看到。摇钱树佛像硕大的项光、大眼圆睁、施无畏印等特征，是受到了初期秣菟罗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可以说，西南地区早期佛像的代表——摇钱树佛像杂糅了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

鄂州铜镜八佛对称布局的形式在早期佛像中罕见，只有在犍陀罗艺术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阿富汗毕马兰(Bimaran)第2塔出土的镶嵌红宝石金舍利盒，盒外壁中部连拱门内站立8个浮雕人像，为佛陀、菩萨和供养人。犍陀罗地区也发现了7佛和弥勒菩萨共计8身的造像。另外，武汉莲溪寺佛像戴项圈、裸露上身、下穿裙、赤足的特点，与犍陀罗2至3世纪菩萨的特点近似，后者多为石刻圆雕制品，头束发或戴花冠，佩戴耳环、项圈、臂钏和手镯等，上身裸露，披帛绕于双臂和左肩，下半身穿印度式围裙道蒂(Dhoti)，中间系一带下垂，两边密集的弧形衣纹下垂，脚穿凉鞋。两相比较，犍陀罗菩萨像显得豪华而细腻，莲溪寺佛像则要简约一些，这与其造型体型小、平面线刻的技法有关。尽管如此，两者上述的主要图像志特征相似，这反映了莲溪寺佛像的图像来源于犍陀罗。

鄂州私人所收藏的佛兽镜佛像和鄂州市塘角头釉陶佛像分别双手贴腹和平放腿上的特征，是犍陀罗菩萨禅定印的两种大同小异、略有区别的表现方式。巴基斯坦萨利·巴路尔(Sahra—Bah1o1)出土的一件“太子观耕”石雕，太子双手相叠，贴于腹前(图版14)。同样是“太子观耕”石雕，白沙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与上例的造型基本相同，而主要区别就是双手相叠、平放腿上。

(2)显著变化表现在西南地区只有说法像，湖北只有禅定像和菩萨像，这反映了二者粉本来源的不同。

两地佛像，时代特征鲜明，阶段性特征明显。西

南地区东汉佛像均为施无畏印，湖北地区吴晋佛像则多施禅定印。韩国李正晓注意到这个特点，她还敏锐地找到了出现这种差别的源头。她指出：“无论是犍陀罗还是秣菟罗，在1～2世纪都以说法像为主像，在2世纪后半叶出现伴出禅定像的例子，到3世纪时多以禅定像为主像，这种演变过程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上有明显的反映。”这是对西南地区和湖北两地早期佛像手印差异的原因和来源的最好诠释。但是，李正晓用“黄老浮屠”、“老子浮屠”分别比附东汉施无畏印佛像和三国施禅定印佛像的内涵的观点，从时间和空间来观察，都与事实不符，缺乏说服力。

(3)西南地区佛像来源几乎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西南东汉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这暗示此地存在保持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湖北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

丰都延光四年(125)墓佛像，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佛像。他与印度秣菟罗地区出土的迦腻色伽二年、三年、四年等纪年单尊佛像于下属特点非常相似：圆脸，大眼，右袒，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裾，头后有项光。这些相似的图像志，反映了丰都佛像受迦腻色伽二年等单尊佛像的影响，表明它们的时代非常接近，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的观点。摇钱树佛像的出现时间非常接近印度佛像起源的1世纪，而且两者图像志多有相似之处。这说明印度佛像出现不久，就在较短的时间里直接传入了西南地区，传播途中没有经过辗转变异。

湖北地区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与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有较大的差异，这与佛像粉本的来源不同有关。汉末，因北方战乱而到吴地避祸的僧人不在少数，其中著名的有安世高、支谦等，他们对吴地进行了佛教启蒙。但是，使用佛像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则首推康僧会。据《高僧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以赤乌十年(248)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就考古发现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佛像是武汉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262)墓出土的铜片镂刻立佛像。虽然有人认为，鄂州市塘角头M4出土釉陶佛像年代可能稍早@，但缺乏确凿的年代依据。这些佛像的年代都晚于康僧会“初达建业”的赤乌十年(248)。这说明，湖北地区发现的佛像可能就是康僧会“设像行道”之“佛像”。另外，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引蜀僧仁显《广画新集》：“昔竺乾(即天竺)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在东晋时期尚存世、由曹不兴弟子、西晋卫协所画的七佛图，有可能取材于鄂州铜镜八佛图。

康僧会传播佛教所采用的佛像，至少与西南地区佛像均施无畏印的粉本有所差别。而这种差别很可能是包括康僧会在内的僧人从异域带来的佛像粉本与西南地区佛像不同造成的。它反映了印度初传中国佛像不同时期的阶段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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